第十八篇 个人接触中对倪弟兄的认识


读经: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,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,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,十二至十三节上,提多书三章十节,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,四章十六节,彼得前书二章五节,启示录一章十一至十二节,二章七节,二十二章十七节上。

我们都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。我们不是一种组织,也不是一种运动。我相信这五十年来已充分得到证明说,这是主的恢复。主的恢复就是把我们带到起初去,有正当的教会生活。什么是恢复?恢复就是有些事已经落下去了,现在来把它再拣起来,把它再带回来。

我们很难脱尽基督教堕落的因素

我们也必须看见,在早先的日子,虽然主已经给我们在消极方面看见了基督教的错误,又在积极方面看见了教会,可是在五十年前我们几乎很难脱离基督教的老旧观念。基督教在地上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了。它挂着基督教会的名义,却变成了如此庞大的一个怪物。有神的教会的名义,手里握有圣经,传讲耶稣基督作救主。就是这三件事,叫人很难离开所谓的基督教。但是基督教在神眼中的确是变得那么邪恶,甚至可说恶极了的。你在启示录能发现,基督教世界在神眼中就是大巴比伦,她是那大淫妇,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可是那个大淫妇手中又拿着金杯。在预表里,金总是表明一些出于神的事物。它是那大淫妇,但是手里却拿着一些神圣的事物。第一,他们有‘神的教会’、‘基督的教会’的名义。这一点你很难说那不是。但是,我告诉你们,如果你有从神眼光中的异象,你能说那是邪恶的,因为里面有邪恶的因素。这在马太十三章中,主已经预言了。那女人把酵放在细面里。现在无论细面在那里,那里都有酵,面已经与酵相调。因此人很难脱离堕落的基督教,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混合物。她是邪恶的,但她仍持有一些神圣的东西。真的是金杯,但金杯里面充满了败坏、淫乱,和各种在神眼中看为可憎之物。外貌是神圣的,但实际是属鬼魔的。

你摸着细面,同时也摸着酵,两者已相搀为一了。因此在主的恢复中,我们很难脱离基督教。这叫我们花了好多年的工夫。我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才完全进到主这恢复里,那是在主开始祂的恢复十年以后的事。在东方,主的恢复是始于一九二二年。正好在十年之后,我才完全进入这个恢复。在这前面的十年里,我与主的恢复毫不相干。你们曾听我说过,自从一九二五年我读到倪弟兄的书,我才清楚关于基督教的错误,以及正当的教会生活。我对这些有了认识,才开始与倪弟兄通信。但是我住得离他很远,我并未接受帮助到一个地步,完全进入这个恢复。甚至到一九三一年九月间,我正打算乘轮赴上海参加特会,突然间因着日军侵占东北的消息使我裹足不前,甚至取消了那次旅行。我信如果那时我就去了上海,我必会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就跳进这恢复了。无论如何,这些年来我看见了主恢复所有的经过。这个过程是什么呢?在起初就是经过基督教,从基督教里出来。

我告诉你们实话,甚至直到今天,我们还未彻底从基督教里出来。在下意识里,你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基督教的感觉。我不晓得这种感觉在那里,也许是在我们的血轮里,或者在我们的天然性情里。比方你喜欢听道理,每逢你来聚会,总盼望有一些能讲的人来讲道。你认为这是好事,但是我告诉你,这是基督教堕落的东西,这是尼哥拉党人败坏的成分,这是圣品制度邪恶的因素。你来到聚会中,为什么不预备好自己来有所供应?或许你要说,‘哦,我那么软弱,我什么也不懂。哦,这;哦,那!’不错,你事事都软弱,但是对于坐在长椅上听道这事相当强!你样样都弱,只在一件事上是强的,就是盼望听好道。当你进到一个聚会,看到没有强的讲员,你就会说,‘我不喜欢去,我不喜欢到一个没有讲道的地方去。’这是邪恶的圣品阶级观念,我们对这个都该掷石头。但我告诉你们,这是在我们里面的东西。哦!主的恢复乃是要把我们从这里面带出来,回到起初去。

起初只有灵

起初是怎样的呢?起初只有灵。哦,众圣徒,一班蒙拣选的人,一班得救的人,都在灵里享受基督,经历基督,并在团体方式里表现基督,这就是当初的情形,这就是正当的教会生活。没有宗教,没有规条,没有仪式,没有道理,没有教训,只有灵。在灵中享受基督,在灵中经历基督,在灵中、在团体方式中表现基督。这就是起初的光景。

经过了这五十年,主在恢复中是快的,而我们却是慢的。祂是既快又机警,而我们又聋又迟钝。有时往前一寸又退回两寸;以后又往前一寸又退后三寸。不要以为在洛市的教会是那么好。我告诉你们,我们至今仍在被拖累之下。在最近几个月之间,我们一直在往前拖拉,但是很少进展。你们都知道,上来不大容易,但是下去很容易,不用挣扎努力。你只要说,‘好,下去吧。’就下去了。但是无论怎样,我看见这些年来主是一直带我们向上。我们越往上,就越变得简单;越往上,就越变得无有。

在圣经里,比方在罗马书中,有不少章教训。连以弗所这样一卷短短的书,也有一些教训。但是当你来看末了一卷启示录的时候,所有的道理都过去了。这末了一卷书启示录里有什么?只有灵、灵、灵、灵!约翰在灵里看见灯台。他并没有看见千万信徒,他只看见在一个城里有一个灯台。这岂不是简单么?太简单了。你看今晚在座有好几百人,但是按照正常的情形,我们只该是一个灯台。没有意见,没有想法,没有争论,没有辩论,没有道理,没有教训,只有一个灯台。在神眼中,地方教会必须非常简单,非常单纯,正像金灯台一样。

不只如此,到启示录这卷书是说,‘圣灵…所说的,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’不是圣经说的,也不是圣灵对众圣徒说的,乃是‘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’。真简单,圣灵对众教会说话。最末了二十二章十七节说,‘圣灵和新妇都说。’千千万万圣徒现在成了一个新妇。

今天我们只有几百人,我们是一个新妇么?我不大信。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观念、意见。我们仍需主的拯救,主的恢复。我怕我们有些人仍在基督教的影响力之下,而这个影响力是非常消极的。因此我们都必须认识,今天主是一直要把我们带回到祂完全的恢复里。而祂的完全恢复是绝对远离基督教,完全在灵里的。圣经在我手中已经五十多年了,但是启示录对我从来未曾像今天这样清楚过。这卷书有二十二章,但我有一个深切的印象,就是这只是一本灵与新妇的书,只是一本灵与教会的书。什么是教会?教会是绝对在灵里的东西。所以要转到你的灵里,并且留在你的灵里。

必须活在灵里,也必须活在身体里

最近我听见,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告诉别的基督徒说,‘不要到他们这班人中间去,(那就是指我们说的,)因为他们这件事不合圣经,那件事也不合圣经。’我告诉你们,在五十年前我也用同样的石头去砸人,说他们不合圣经。但是今天我要问说,‘谁是合乎圣经的?’你合圣经么?你是分门别类的,分门别类是最不合圣经的。在新约里没有一件事比合一更重要,更具战略性。主耶稣祷告父,要我们都合而为一。但是你们告诉人说,‘这些人不合圣经,不要与他们合一。’你们这作的是什么?你们是帮助人借分裂而来合圣经。没有一件事比分裂圣徒更不合乎圣经了。我宁可似乎不合圣经,而要与圣徒合一。(参代下三十19,23。)

比方这里有一个人,肮脏的不得了。好,现在来把他切成块,把每一块都洗得干干净净。这只手臂成了最干净的部分,却是支解了的部分。让我问你,你是要一个整个的脏人呢?或是要一只清洁的手臂?我对你们说实话,我能整天二十四小时与一个脏孩子同处;但是如果你把一只切开的膀臂摆在我面前,即或你用最好的清洁剂把这膀臂洗了二十四遍,我看了也要吓得半死。今天分裂的基督教也会把我吓得半死。不管他们所作所为是否真合圣经,那还是一个大问题;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,就是他们是分裂的,他们是被支解的,并且他们也是一直在支解,他们是支解人者。当他们对你说,什么东西不合圣经,他们的用意就是要支解你,是要分裂你,这是个诡计。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活在灵里,活在身体里。我不爱这个道理,也不爱那个道理,我只顾活在灵里,并在身体里。我告诉你们,这就是这五十年来主在我们中间,与我们一同作的事。并且一年过一年,主已经更有所得着。因为如今我们更清楚,问题不是在这或是在那,完全是在灵里,在身体里。你我是在灵里么?是在身体里么?如果你们答说‘阿们’,赞美主,那就对了。在灵里,在身体里。

到上海从倪弟兄得到帮助

现在要继续告诉你们一些故事。昨晚我曾告诉你们,当我得救的那一天我已蒙召,但有八年之久,我并没有信心接受主的呼召。我知道如果我要事奉主,我不该作一名受雇的传道,我必须借信靠祂往前。起初我没有信心这样作,一直到一九三三年,主勉强我放下职业。那段时间我一直与主争执。倪弟兄有感觉写了那张便条给我,印证坚固了我。我无法形容,那张便条对我是何等强的印证。因此我在放下职业以后,马上定规去找他。他留我在上海作客,我就留在那边差不多四个月时间。在这四个月里面,倪弟兄在我身上作了不少事情,有些事在当时我很清楚,有些事在当时我并不清楚。

在那段时间,我常去找他,有时他来找我。每次见面都是好几小时,他并没有对我谈虚空无益的事,他总是抓住机会对我谈三、四类的事。

(一)关于主的生命。在这点上他帮助了我。当我尚未去他那里以前,我也爱主,也认识一些圣经,但我对于生命并不清楚。直等到我与他接触,关于生命的事,我的眼睛方始被开启。好多次他在生命上帮助了我。

有一天下午他和我相处;我在沙发上,他坐在摇椅上。当他正在摇椅上摇着的时候,他说,‘常受弟兄,什么是忍耐?’这话把我难倒了,因为这个问题过于简单。当然我们都懂什么是忍耐,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是出自他的口,其中一定有讲究,因此我不敢答说什么是忍耐。他还一直在摇着,又问说,‘什么是忍耐?什么是忍耐?’于是我说,‘在我看来,忍耐就是一种忍受,当人苦待你,逼迫你,你忍受这个苦,这就是忍耐。’你们不也会这样答法么?我信你们也必定是这个答法。然后他摇摇头:‘不是!’我就说,‘那么请你告诉我,什么是忍耐?’于是他回答说,‘忍耐就是基督!’这话我没法领会。这对我说来像是外国话,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。我就说,‘弟兄,忍耐就是基督,这是什么意思?好不好请你解释一点?’他就只是一直摇,还是说,‘忍耐就是基督,忍耐就是基督。’就是这样差不多一点多钟,我真是感到困惑。我急切想知道‘忍耐就是基督’究竟是什么意思,但他一句解释也不说,就是一再重复说,‘忍耐就是基督,忍耐就是基督。’过了那么长一段时间,我是完全失望了,失望得几乎要哭出来了。那时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间了,于是我说,‘倪弟兄,时间到了,我必须回接待处去用晚餐了。’他说,‘好,忍耐就是基督!’我去了,没有得到答覆。

我对你们说实话,当我回去以后,我吃不好,实在无心吃饭,我实在觉得困惑,于是我回房间跪下祷告:‘主!忍耐就是基督,这是什么意思?’我告诉你们,就在那一两天里,主实在对我说话,并且给我看见,‘基督是我的忍耐。’真正的忍耐并不是我们的行为,真正的忍耐乃是基督从我们活出,或者说基督将祂自己从我们活出。我看见了这一个。我就是要给你们看见,在那些日子,他在生命的事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。

(二)他一直对我讲起我们的历史,从他得救头一年起,一直到那时为止。你们知道,在那十年到十二年间,我并没有完全在教会中。他用好多小时的时间来讲这些事,不是简略的说,是一次过一次的讲说。那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,但过后我就领会了,我知道那是为建造我。他在我身上立好了根基。

(三)他也一直对我讲说教会的历史,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。他实在认识在教会历史中的事。那时我自己并没有读太多教会历史,多半是从他口中听来的。而他对我讲教会历史的说法,是朝着主恢复的这一个目标来说的。因此我得了帮助。

(四)他也的确帮助了我,在对圣经的认识上采用生命的路。我在对圣经字句方面的认识,是从弟兄会得了帮助,但是倪弟兄在生命的方面,帮助了我认识圣经。

被倪弟兄试验

再加上一点,他尽力把我放在一个地位,使我能有分于这工作,也有分于上海地方教会的责任。这给了我最好的机会来有所学习。在他尚未将我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以前,他试验了我。而他的试验是隐秘的。最初我不知道,我并不知道他是在试验我。我们通信一段时间,但从未长时间在一起过。实在说来,他不太认识我。所以他悄悄的将我放在试验之下。

有一天他带来一扎信件,是从许多不同地方来的,问他好些问题。有的是关于教会的,有的是关于教会立场的,有的是关于生命的,有的是关于解经的。他就带来一扎这类问题的信件,对我说,‘常受弟兄,我太忙,没有办法花太多工夫在这些事上,好不好请你替我覆这些信,解答所有的问题?’我说,‘也许有的事我不知道怎么答覆。’他说,‘这不要紧,有问题可来问我。你去作吧!尽你所能的。’靠着主的怜悯我作了。最后我发现那是他在我身上的试验,借此他知道我里头是什么情形。这个用意原先我并不知道,只晓得他托我为他作一点事。

等我到达他那里后不久,弟兄们来看我。那时他们有两个会所,第一会所比较大,第二会所比较小。一位弟兄来说,‘李弟兄,我们盼望你来第二会所对我们讲道。’他们安排了几天特会,要我去讲。我才到不久,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后来才知道那也是一个试验。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暴露人,能比得过说话。如果你想躲避被暴露,只要闭口就好了。你一直不说话,你就成了一个谜,没有人知道你在那里。但是一旦你一开口,人人都知道你在那里。总之,那一次我被摆在试验之下,七日之久在那里讲道。虽然倪弟兄不在场,但他打发了几名探子,我所讲的种种都有消息报到他那里去。那是在第二会所讲的,我信那次算是考试通过了,因此他们又安排我到第一会所讲。开始不是对基督徒讲造就的道,而是对罪人传福音。教会预备好要有大规模的布道会,许多人以为是倪弟兄讲,我那时也非常安闲,预备好欢欢喜喜来听一点信息,也要学学看怎么传福音。就在布道会开始前一小时,我正在桌前读经,有人敲门,塞进一张便条,是倪弟兄送来的,写着:‘常受弟兄,今晚你传讲一次福音信息。’我大吃一惊说,‘这是什么?’但是一看,连那位送信来的人也已消失无踪。我该当怎么办?没有别的路,我必须去讲。

你们知道那晚我讲什么?我引约翰十六章的话:‘祂〔保惠师〕既来了,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,自己责备自己。’(8。)我就在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这三点上释放了一篇福音信息。我说,‘为义,因为我们能信基督,义是属乎基督的。为罪,因为我们是从亚当生的,罪是出乎亚当的。为审判,因为我们跟从了撒但。人跟从他,到末了就要与他一同在火湖里。在宇宙间有三个人物:基督、亚当和撒但。我们都是从亚当生的,现今神给我们一个机会,能以进到基督里面。我们相信基督,我们就都从亚当出来而进入基督。你若不相信,你就仍与亚当在一起,有一天你也要与撒但同在审判里。’那是一九三三年的事,我讲了这样一篇信息。我想倪弟兄远在别处,因为我没有看到他,也没有人告诉我他在那里。

但是过了好几周,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在街上散步,突然间他转向我说,‘常受弟兄,让我跟你说句真话,在中国很少有人能从约翰十六章,根据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,亚当、基督、撒但这三点,释放一篇见证。我劝你要继续往前。’我问说,‘你怎么知道的?’他说,‘那天当你在讲的时候,我就正好站在你后面。’‘那怎么可能?我没有看见你!’‘我站在门背后。’到那时我才有了警觉,原来他是一直在试验我。

在各种工作上接受托付,投进一道流中

在那事以后,他就有了安排。我已经和你们说过,他有两分刊物,一分叫‘今日的见证’,讲到更深生命的属灵原则;另一分叫‘基督徒报’,那是为青年信徒的。经过那一段试验之后,他托付我编辑‘基督徒报’,他自己负责前者。不只如此,那时他也出刊一种教会通问,那时我们称之为‘工作的消息’,他也要我负责一部分工作。不只如此,他也把我放在一个地位来负担上海工作的完全责任。因为他的健康不行,大半时间休息,有时还离开上海。只有在特会的时候他才讲道。

以后到了一九三四年年初,我在上海已经住了将近四个月之后,有一天他来找我说,‘常受弟兄,这里同工们都觉得,你要把你的家眷接到上海来,与我们住在一起,一同作工。你把这事带到主面前,看主怎么带领你。’我就照著作了。就在那时我看见了一件事,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只有一道水流,从施恩座开始流到耶路撒冷,又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,往北到了安提阿,从安提阿转到小亚细亚,又到欧洲。你看见在整本使徒行传里,在地上主只有一个工作的流。无论何人若不在这流里,到头来那一个工作是没有记录的。巴拿巴与保罗分手,开始了另一个流,但那也就是他工作记载的终了。主对我说,‘你看主工作的流在中国该是一个。它既是开始于上海,你就不该留在北边有另一个起头。你必须先跳进上海的这道流,然后在上海的流也才能去到北边。你必须保守在一个流里。’这一点我看得非常清楚。我信那是出于主的,所以我就照他们所说的作了。我先在北方开始了工作,然后来到上海,与他们在一起,与他们同工,因此就成了一个流,一道水流。

与倪弟兄多年同工的经过

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间,倪弟兄召集了第四次得胜聚会,地点不是在上海,而是在杭州;全国所有的同工那时都来在一起。我曾对你们说过,那次由于他的结婚,有一个大风暴兴起攻击他,而那次风暴是由三方面促成的。一方面是从他的亲戚来的,一方面是从基督教来的,还有一方面是来自我们中间,主要是来自同工们。我很难讲到其中的细节,情形非常复杂。我从未见过在婚姻的事上掀起过这么大的风暴。最后在一天早晨,倪弟兄带着一分报纸,几乎流着泪来见我,报上印着大号红字,印着他的名字,讲到他的婚事。这是谁作的?是基督教。然后他就离开了上海。不久李小姐也乘船到内地去了。最后栾腓力弟兄,也离去了。在上海几乎只剩下我和汪小姐,那真是一个艰难的局面。

因着主的怜悯,我们两个人就决定什么也不作,不打听什么,也不说什么。我们只是积极向前,带领聚会。赞美主,主得胜!过了三、四个月,倪弟兄回来了。风暴渐渐平静下来,但并未全消。倪弟兄不愿讲道,我们无论用什么办法,他都不愿意讲。有一天李小姐建议说,我们最好要求他来与我们一同查读雅歌。于是李小姐与我去见他说,‘我们实在想认识雅歌,你肯不肯跟我们一同去杭州西湖住二周,一同休息,你和我们一同来读雅歌呢?’他很高兴,也答应了,去的差不多有十个人。这就是那本‘歌中的歌’信息的来源。

然后他就开始讲道。我已经极其疲乏,就回北方休息一下。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间,倪弟兄和倪师母到北方,住在我家有一段时间休息,预备从那里经东北,以及西伯利亚,去伦敦。当他来与我们同住的时候,他自己得了一次复兴,于是与我们有一次特会。基督得胜生命的复兴就是这样来到我们中间,我们都得了帮助,而得到最大帮助的是我。

于是他取消了那次欧洲之行,回到了上海,在上海有一次特会,上海教会得到了帮助。他再南下到了厦门一带,各地也都得了复兴。由于复兴的来到,于是在那里定规,尤其是他这样带领,同工们必须出外,不该再停留在一地。我们该到几个大城市去扩展主的恢复。我就被安排到华北故都北平及天津海口,在那边工作。于是在一九三六年间我去那边,他还在上海。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初,我们从他收到一个电报说,他要所有的同工有一次紧急的特会,要求我们都去赴会。我们马上动身,这次就是讲到‘工作的再思’的信息,那是一九三七年正月讲的。我还记得,当他正在释放信息的时候,他生了病,是感冒。他就要倪师母找我去,嘱咐我替他释放行传十三章的信息。我说,‘我对行传十三章毫无观念。’他说,‘没有问题,你拿铅笔和纸来,我给你所有的重点和路线。’我就照著作了。当然,我作得很差,因此那次特会不怎么成功。

然后在不久之后,工作又作了一个定规,最好我能在华北各省游行,若可能要到各宗派去讲道。在那时我们觉得,主给了我们这么许多,我们该把从主所得的亮光传给各公会。于是我就受托作这件事。我旅行不少地方,一直到日本军队侵华,战事起来。由于战事,许多同工由海岸去了内地。那时我正在华北、西北各地走动,末了到了华中,在那里所有的同工都在,他第二度释放了有关教会生活的信息。这一次他很成功的释放了全部信息。

那时我家还留在华北。日本军队刚到,我收到弟兄们从烟台打来的电报,要我回去接家眷。于是我就去了。当我到了那里,因着战事无法出来,因此就与各地隔离了。我就留在华北,而大多数同工去了内地。

于是我开始留在华北工作。从经历我知道,那种游行各地的工作并不太见效。我跑过了好多省分,到了好些地方,对许多公会讲道,但是很少有结果。因此就使我打定主意,不再出外跑,只留在自己家乡,建造那一个地方教会。

以后到了一九三八年,我得知倪弟兄又出国去了。他去了英国,留在那里有一年半之久。他也被邀到北欧的一些国家,诸如丹麦、挪威。

在留欧一年半之后,他于一九三九年回到中国上海。那时他更确定的看见了关于基督身体的事,所以要开一次特会。他打电报给我,我便带了四位青年同工到了上海。那是一九三九年八月间的事,我参加了关于基督身体的特会,这特会给我们极大的帮助。就是在一九三九年这次特会,我才开始对身体有所认识。

到了第二年,他开始有一段时期的训练。以后我也参加了那个训练,留在那边一段时间,得了许多帮助。在这个训练期间,几乎每隔两个月,在上海总有一次特会。而每周三总是他讲道,他们称之为中周聚会。他不是讲一般的信息,他一直是讲到身体,讲到神永远的旨意。我曾对你们说过,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,我学取了他在上海所实行的教会生活,就是所谓的蓝图;等我回到了北方,就把这些全部付诸实行,约有两年之久。

再过两年,到一九四二年,在上海又兴起了一个大风暴,但是那时我远在北方。那次大风暴甚至使上海教会停了聚会。(当然不单是因为风暴,也是因着日本军队的逼迫。)但同时候,在北方却有了一次复兴。这就是第三次的复兴,是关于教会生活的实行的。

由于那次复兴,我受到了逼迫,被囚下监一个月。出监后我就病了。由于那场病,使我离开那里,得以避免落在共党手里。以后我的家人也在一九四六年间从那里出来,那正好是战后一年。我们被邀南下,去到上海、南京。

那时倪弟兄也由内地回到上海,因此我们又相聚在一起。我们分开约有六年之久,彼此之间也没有信件的交通,因此我有一点担心,怕我们在北方所实行的有什么地方不对。就在那些交通中,我把几年来在北方所实行的都告诉他,他就鼓励我继续把这个实行到别的教会去。那时我正好在上海工作。然后到一九四七年有一个复兴,借此他的职事得以恢复。当他职事恢复的时候,在我们中间就有了一个更大、更广阔的复兴,许多人被带去他的训练中心,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事。弟兄们在那边受了六个月的训练,下山后回到国内各地,这就带来更多更宽广的复兴。

被打发到台湾

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,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,我们知道美国民主党政府也许会对中国大陆放手,因此倪弟兄召集同工们,有一次紧急聚会,一同祷告交通。在那次聚会中,一开头他就清楚告诉我们说,‘我们都清楚这个局面,我们要李弟兄出国,不管他愿不愿意,我们一定要他走。’那时间,空气相当严肃,几乎没有人说话,只有一点祷告。然后他说,‘好,让我们大家把事情带到主面前,看主如何带领我们。’那就是那个决定。

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,局势越来越严重,于是倪弟兄召集第二次同工聚会,交通到去留的问题。一开头他说了同样的话:‘无论怎样,我们要李弟兄出国。’经过一阵祷告之后,他对大家说,他觉得他们都要留下,预备为着主的工作牺牲一切。

会后,在等候晚餐的时候,我和倪弟兄在门外散步。我问他:‘弟兄,你为什么这样决定,要我出国,而你们大家都要留下,为主的工作牺牲一切?你是否认为我不配?’我很困惑。然后他对我解释说,‘弟兄,你必须了解,也许有一天,仇敌会把我们一网打尽。如果这事发生,而你在外面,那么我们还能留下一部分。所以你要去。’我说,‘事情若真是这样,我接受你的话,我去。’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。

两个月之后,突然间他从训练中心打一个电报给我说,‘将所有的责任交给当地的人,你马上离开上海,来我这里。’我就去了。当我到达那里,政局更坏,于是我从那里被打发到了台湾。这是我末了一次匆匆离开大陆。我撇下了一切,没有时间带出任何东西。我就这样只身上了飞机到台湾,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间的事。

不久整个华南都被共产党占据,他们也都落入共产党手中。在开头两年还有一部分自由,因此倪弟兄能以在一九五○年,从大陆出来到香港。当他到了那里,他打电报给我,要我从台湾去见他。于是我在一九五○年二月去了香港,和他同住约一个半月。我告诉他,主是如何祝福在台湾的工作,单单一九四九年一年之间,人数约增加了三十倍。所以倪弟兄决定我仍去台湾,有一些青年人也从上海打发到台湾。我就有负担对他说,‘我确实觉得,你这次如果再回上海,就再也出不来了。’我对他有很严肃的谈话。我对他说,‘到底主的旨意如何我不知道,这是太大的一件事。但我确实知道,如果这次你回去,就永远出不来了。’他告诉我说,他的负担很沉重,有那么多教会在那里需要帮助。

那时因着倪弟兄的去,在香港的教会得了复兴,教会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起头。我被他召去,把教会事奉重新立一个根基。

同时他对出书的事也作了安排。要知道出书的事一直是他亲手负责的,他有一个书房。就当我与他还在香港的时候,他决定在台湾要有一个书房,在香港也要有一个书房,来出版他所有的书。他自己照管上海的书房,他托付我负责台北的书房,魏弟兄照管香港的书房,这些书房的版权是通用的。这是他的安排。于是我们开始出版他的书,应付海外各地的需要。

我想该停在这里了。这是我与倪弟兄最后一次的接触。从那时起,他再没有写信,当然更没有见面,只从他师母那里间接得到一些消息。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,倪师母去世,到主那里去。第二年,就是一九七二年六月初,倪弟兄也到主那里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