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受恩姊妹（M. E. Barber）是个英国人，与主恢复的家谱很有关联。倪柝声弟兄得救时，和受恩姊妹已经在中国住了十多年。她原本是差会中的女教士，前来中国传福音，因受到同工的嫉妒，捏造罪名向英国的差会控告她。她在主面前学习功课，不为自己申辩。直到差会的负责人对她说，‘我用权柄吩咐你，将一切实情说出来，不要隐瞒。’她才说出她如何受人诬告。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她里面清楚不该继续留在差会里。再过了一段时间，她里面有感觉要回到中国，主也实在为她开路和预备。她就来到福州闽江口，在马尾对面的白牙潭那里住下。
当我们读到召会在中国的历史，我们只得承认她是第一位强而有力，在中国的见证人。她纯洁的活在主面前，相当认识十字架和主的生命。从她所写的诗歌：‘如果地乐消减，求你多给天；虽然心可伤痛，愿灵仍赞颂；…这路虽然孤单，求你作我伴，用你笑容鼓舞我来尽前途，’（诗歌二八二首，）我们可以看见她深邃的经历。另外一首：‘祂不误事，因祂是神！’（五○六首。）这首诗歌在基督教里，是许多人所熟悉的。此外，‘神阿，你名何等广大泱漭！’（四九七首，）以及‘从伯利恒我们动身’，（四六九首，）‘我对撒但总是说：“不，”’（六四○首，）等都是她所写的。
倪弟兄不仅在讲道时题到她，在几次他和我的谈话里，也题到她；每一次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。他说，每次他去见和受恩教士时，在客厅里坐着等候她，都感觉神的同在。在一九三六年，有一次我们谈到工作和事奉，倪弟兄就叹息着说，‘若是和教士还在，我们今天的光景应该是两样。’他还曾说，‘当我一九三三年到欧洲、美国转了一圈，在欧洲大陆各地属灵的人，我也接触一点，美国也接触了，还不容易找到一个能与和受恩教士相比较的人。只有一位弟兄，好像还能和她比较。’倪弟兄这些话，是在一九三五年讲的，距离他第一次从英国回来，约莫两年的光景。由此我们可以得知，和受恩教士在神面前的光景有多深；她实在是一个相当认识神的人。每一次谈起我们中间的历史，我们都要承认，她是相当有分量的人。
倪弟兄和他母亲，是在余慈度姊妹的布道会里得救的。首先，是他的母亲得救后有了转变，这影响了他；后来他也得救了，那是约在一九二○年左右。不久，他们就遇到了和受恩教士，便一同到她那里去受浸。倪弟兄的母亲，虽然是卫理宗的教友，还时常搓麻将；但她得救后，就有了大改变。总而言之，他们母子那次的受浸，可说是我们中间历史的开始。从那时起，倪弟兄实在认定和受恩教士，是主为他安排的带领人。换句话说，倪弟兄乃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她，受她的带领。
当时有许多与倪弟兄同年龄的人，一同到和受恩教士那里，受她的教导。可惜过了不久，他们就一个一个离开了，原因是和受恩教士责备人相当厉害。倪弟兄自己见证说，和教士责备他实在厉害，甚至是不讲理的对付他。然而他被责备以后，非但没有不舒服的感觉，反而越被责备，越觉得受益；所以他每次都准备好，再去受责备。
和教士的确严格的对付倪柝声弟兄。当时倪弟兄和另一位弟兄不合，他们在同辈的青年人当中，算是最有恩赐、最能讲道的。然而他们平时，连开门、关门都闹别扭。有一次为着定规谁施浸，他们便去问和受恩教士。倪弟兄心想，和教士一定会叫他施浸，因为福音是他传的，人也是他带领的。然而，和教士却指定另一位弟兄施浸。后来倪弟兄质问和教士，为什么不让他施浸，和教士回答说，‘那位弟兄年龄比你大，所以应该由那位弟兄施浸。’那位弟兄的确比倪弟兄年纪大，这叫倪弟兄没话可说。
过了不久，又有一次受浸聚会。那时起码有三位弟兄可以施浸，其中一位，是他们三个当中，最年长的弟兄。倪弟兄心想，按年龄这次该是这位年长弟兄施浸，不该是上次那位了。他要看和受恩教士如何安排。然而，和教士还是指定上次那位弟兄施浸。所以倪弟兄不服气，又去质问和教士。和教士回答说，‘我要这样安排。’这话似乎是不讲理，叫倪弟兄没法接受；但倪弟兄自己见证说，和教士虽这样无理对付他，他还是相当有主的恩典，也蒙主怜悯，把自己摆在和教士跟前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能从和教士得着帮助。
经过几年工夫，他们彼此相当认识，交通也深，在主里的感情更是深厚。一九三○年，当和教士故去时，几乎把所有属灵的书籍、著作、信札、以及圣经，全遗留给倪弟兄。倪弟兄自己说，若要替和受恩教士写传记，他将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他有心愿要替和教士写一本传记，他认为那对于中国的弟兄姊妹，会有相当的帮助；可惜主没有给他机会。和受恩教士是我们历史中的一粒种子，这粒种子在倪弟兄身上长出来。所以，说到我们中间的历史，我们无法不题到这个人。
从余慈度姊妹到福州传福音后，福州便有一班得救的青年弟兄们兴起。一九二三年，他们在一位弟兄家里，开了一个布道会，写信请南京的李渊如姊妹去主持。那时李渊如姊妹还是个青年人，文笔相当好，在南京负责编辑灵光报。当时，灵光报算是全中国最好的一分属灵报纸，有属灵的精粹。各地属灵的人都来投稿，如高师竹、孙喜圣、贾玉铭、成寄归等。李姊妹负责将他们的稿子集拢，编成双月刊；这给了当时的信徒相当的帮助。然而，一九三○年之后，灵光报的属灵分量就大不如前了。
李渊如姊妹到福州开布道会，使当地得了复兴，有很多人得救。聚会人数众多，来赴会的人，一人自备一把凳子；穿‘福音背心’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。他们的福音背心，其实是福音标语，有的挂在身前，有的挂在身后。他们在马路上呼福音口号，召人前来听福音。这样，在福州就开始有了聚会。以聚会来说，那可算是在中国的一个新起头。聚会的人多数是学生，会中讲道、传福音的工作，大部分由倪弟兄负责。此外，还有两位弟兄也相当有恩赐，一位常在外面作布道的工作，另一位讲解圣经。这样的聚会，开始时并未引起人的注意。
到了一九二四年，难处来了，原因是宣道会的教士，上海北四川路守真堂的负责人吴伯瑞，听见了福州弟兄们复兴的光景，就建议他们既是这样起来事奉主，应当经过按立的手续，受按立作传道人，作牧师。在福州的三位负责弟兄中，有一位定意接受按立，这引起了弟兄们中间的难处。倪弟兄觉得不可以，便释放一篇信息，讲到关乎约柜的历史。我后来因为编辑基督徒报的关系，这篇稿子就转到我手中。那篇信息的中心是，当以色列尚未荒凉时，约柜在帐幕中，二者是一；神的见证在于约柜，有帐幕为外表，以约柜为内容，二者是一。等到以色列荒凉时，约柜与帐幕分开，帐幕在基遍，约柜却在另一处。所以，当所罗门起来事奉神时，他是先到帐幕那里献祭，后来才得着异象，回到耶路撒冷向约柜献祭。（王上三4～15。）
倪弟兄根据这个约柜的历史，指出当召会没有荒凉时，召会的外表是对的，召会的内容就是基督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就是神的约柜。等到召会荒凉时，基督的见证和召会的外表，就脱节了。这意思是，召会荒凉了，召会的外表和内容分开了。这时，我们应该注意约柜，不应该注意帐幕；我们应该作所罗门，注重召会的内容—基督，不该注重外表、外面的事。
倪弟兄释放过这样的信息以后，那位想要接受按立的弟兄，就和其余几位同工联合起来，说，‘倪弟兄不要召会。’于是他们趁着倪弟兄出远门时，把他革除了。从那时候起，福州的召会就发生了难处，有了分裂。他们革除倪弟兄时，倪弟兄正在南京，福州当地有许多弟兄，为他打抱不平。他们写信、打电报给他，起初倪弟兄受到影响，里面相当被摸着。然而他到南京、杭州、上海一带，是为着开特会，释放信息，若看了信，恐会受亏损；因此他定意，所有从福州的来信和电报，他一概不看。
等到从上海回福州时，他才在船上，把信件一封一封拿出来读。他打开信件，越读越气，但是主还是在他里面说话，告诉他：‘不能争，争是血气。’主在他里头将他安定了。等到船靠马尾，福州的弟兄们成群的从福州来接他，别的事都不谈，只谈这一件事。一谈之下，他的气又来了；但主在他里头，还是要他安静下来。他在主面前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能争，并且看见那是个大问题。许多弟兄们都站在他那一边，替他打抱不平；他就约大家当天晚上见面。倪弟兄知道若是要谈判，就会很火爆；他清楚不能作这事。因此当弟兄们来时，他立刻表明要把行李搬到马尾，离开福州，住在白牙潭，让弟兄们照着感觉在福州聚会。这样一来，按立的事就此打住了。当时，他自己一面是个被革除的人，一面觉得不应该有分争，他就有一个深的负担，专职作文字工作。
约在一九二三年，倪弟兄就开始出刊复兴报；到了一九二五年，他在马尾出刊基督徒报。基督徒报中有许多信息，都是关于召会方面的，有召会的道路、召会的立场等，那对当时的召会，是很厉害的刺激。其中刺激最大的，就是启示录七封书信的默想—‘默想启示录’。在当时中国各地爱主的青年人手中，几乎都有这分报刊。这些属灵的言论，对召会的光景是刺激；对爱主的青年人，却作了打底的工作。我能见证，在我未读那分报刊以前，圣灵已经在我里面作了相当的工作；我不仅得救了，并且决意要把世界丢在一边。我虽然是个穷学生，却愿意出代价，买这种属灵书报。因此，我借着基督徒报这分文字的刺激，在我里面有厉害的酝酿。所以当时，一面借着圣灵多方的作工，一面借着文字的刺激，在中国各地很快的，有许多聚会兴起；基督徒报的言论，实在是个极为厉害的因素。
基督徒报里，除了注意召会的问题之外，还有许多得救的信息，例如：如何下地狱、下地狱的方法、地狱捷径、恶人上天堂善人下地狱、强盗得救等，都曾带领许多人得救，清楚救恩。我们中间的杜忠臣弟兄，就是借着‘得救的证实’，才清楚得救的。基督徒报注重属灵问题、属灵生命的追求、属灵争战，对于人追求属灵，实在是个莫大的帮助。所以基督徒报归纳起来，最少有三大影响：一是刺激各地爱主信徒对于召会有正确的观念，继而兴起聚会；二是使人清楚救恩；三是叫人在追求属灵上有路，在属灵方面得着供应。所以，基督徒报供应的影响，可以说相当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