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篇 召会的开展与烟台的复兴


定规到大城市开展主恢复的见证(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)

一九三五年将近年底时,倪弟兄和一班在上海的同工经过交通、祷告后,有一个决断。主要是因为那一年下半年,有一个‘基督作我们得胜生命’的复兴,那实在是一个转机。同时在国内各处,有聚会的地方逐渐加多。不仅福建、江苏上海、浙江平阳,以及苏北、华北,甚至东北长春都有了聚会。因此,弟兄们决断,应该往几个大城市去,开展主恢复的见证。

当时主要有两个定规,第一,要一位弟兄从上海迁到南京。虽然一九二六年初,在南京曾有少数人的聚会,但因政局的变动,一九二六年底南京就不再有聚会。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,上海这个定规之后,才有弟兄从上海移民到南京。

另一个定规是,要我从烟台搬到天津。虽然那时在天津有一个聚会,并且在北平也在一九三二、三三年兴起一个聚会,但是两地聚会的规模都很小。这两地原称‘京津’—北京和天津,以后改称‘平津’,是全华北的中心枢纽。两地皆是百万人口的都市,相隔仅仅两个小时的火车车程,来往非常频繁,旅客多得不可胜数。当时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出口港,仅次于上海;因此弟兄们相当看重天津,要我好好开展见证的工作。那年(一九三五)十月底,我就亲自到上海,为这事和同工们一同交通,尔后就由上海回到烟台。年底,便带着家眷,移民到天津。

一九三六年一月间,因着倪弟兄很看重平津的见证,就亲自从上海到平津来加强那里的工作。在天津时,有‘特别’传福音的聚会。为什么说特别呢?因为他并不是传平常传统的福音,他所传讲的内容,以后出版为‘正常的基督徒信仰’。该书原名为‘基督教是什么’,等到出版英文本时,我们谨慎斟酌,认为‘基督教’(Christianity)这辞不合式,才改为‘正常的基督徒信仰’。我们只要‘基督’(Christ),不要‘教’(anity),‘教’就是宗教组织,是有所宗而施教。基督和召会是我们所要的;但堕落的基督教,把基督和召会去掉,加上一些组织的东西,既没有基督也不是召会,所以就变作‘基督教’。

第七世纪时,景教来到中国。当时传到中国来的,不是基督,而是一个教。景教如此,以后来的天主教,不论是法兰西斯派,是多明尼克派,还是耶稣会的那一派,也都是带着‘教’而来。基督教的‘教’,可以说相当于马太十三章面酵(33)的‘酵’。马太十三章里,有个妇人把面酵搀在细面里。那个妇人象征罗马天主教,面酵象征邪恶的事和邪恶的教训,细面象征基督是神子民的粮。天主教把面酵调到细面里,以致整团面都发了起来,把召会变成一个‘教’。在一般人眼里,‘教’不是个坏东西,但在我们属灵的字典里,‘教’不是个好东西,实在是个害意的字,因为‘教’把基督抹煞了。主的恢复就是恢复基督,恢复细面;除去异端的道理和邪恶的事物,除去酵;我们乃是无酵饼,过无酵节的生活。

我们在这里要学一个功课,我们到任何地方去,不是去传‘教’,我们乃是传‘基督’而建立召会。倪弟兄确实是个壮汉、勇汉,他有胆量讲基督教从来没有讲过的,用基督教从来没有用过的。在那些年间,他释放了许多信息,真理的光在恢复里越过越强。倪弟兄解经、讲经,常引用原文,也常题到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些名人,这叫那些西教士大为吃惊。特别是基督徒报,真是把基督教打得一塌糊涂。所以至今,我仍要鼓励你们去读基督徒报(共二十四期),特别是‘默想启示录’。(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三至七册。)

倪弟兄在释放那些信息之后,就离开天津。一九三六年春天,主在河南开封,特别是在省政府里开了门。有位财政厅长是基督徒,我们都曾被请去他家,晚上在他的大院子里开布道会,很多福音朋友都是官员,也有人得救,可惜没有兴起召会。那一年我在北方的工作,主要就是在天津、北平。工作上安排了两位青年同工弟兄跟着我,学习受带领事奉;同时也安排汪佩真姊妹,和一位学习事奉的青年姊妹,在那里配搭。感谢主,有开展,有果效。在北平的果效多半是在协和医院里,每逢聚会至少有二、三十位护士,也有一两位医生被带进来。

‘工作的再思’(一九三七年)

在第三篇末了说到‘进一步的亮光’时,已略题到‘工作的再思’一书的事。那就是在一九三六年底,倪弟兄从上海忽然有电报给我们在天津的同工,要我们马上到上海,赴紧急同工聚会。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,我们到了上海。在那次聚会里,倪弟兄有一个负担,要对同工们说明工作的路,那就是以后‘工作的再思’头一次的信息。他非常着重使徒,使徒的脚踪,而后是召会的成立,再后是使徒们设立长老,长老们治理召会,使徒们到各处去照顾。那是我们中间关乎工作的路,关乎建立召会、治理召会最高的亮光。聚会期间,有几天倪弟兄患了伤风,不能起床,就要我替他讲道。他要我讲行传十三章,他把路线告诉我,重点也告诉我;我就照着讲。过了两三天,他好了,重新再讲。就着信息而言,这一次讲得不算透彻,同年十一月,倪弟兄在汉口又释放了一次同样的信息,但说得更完全,内容更深,启示更清楚。这些信息后来就编辑成‘工作的再思’一书。

一九三七年初的同工聚会后,我受邀到杭州、南京召会,同时也经过济南、青岛、烟台,过了两个多月才回到天津。

一九三七年上半年,倪弟兄在上海带领大家查经,特别看‘基督得胜的生命’和‘圣灵的浇灌’,顺带也看一点关于进国度的事,有的人相当得帮助。在上海有几位女西教士,也来听倪弟兄讲道,得了莫大的帮助。后来,她们一个个都转到这条路上来。

往西北、华北去开展(一九三七年)

倪弟兄释放‘工作的再思’时,不仅要我们开展主恢复的工作,也要我们有人专跑公会去讲道,将主托付我们的真理、话语带到公会,如同将粮仓里的粮食分给各处饥荒中的人。所以他就安排一位弟兄,往上海、长江一带,作这样的工作;安排我到华北和西北一带,包括山西、绥远、陕西、甘肃、河南,那实在是一个大的区域。我只好接受这个使命,回天津和同工们及当地的弟兄们交通,定规以后要从天津、北平往各处去,顾到各公会;那时公会也很欢迎我们。

从一九三五年底,我带着家眷到天津,直到那时,可说是作了一年半,身体相当疲累,弟兄们就定规我先带家眷回烟台休息一下。当我再搭船回天津,船到天津大沽口码头,我才知道芦沟桥事变发生,日本军占据芦沟桥。芦沟桥离天津、北平很近,所以天津、北平大大吃紧。我从码头进到天津车站,才知战事蔓延很快,谣言北平城门关闭,火车班次不定,真是满城风雨。然而去烟台之先,已经定规有几位弟兄姊妹,要和我一同到绥远、山西、陕西长安一带,也定规他们都到北平等我。现在战事爆发,我到底走不走呢?从天津到北平的火车仍然行驶,但只到丰台站,以后不一定有车接上去。我仰望主,里头觉得还是应该走,就上了车。

这一路实在有主的怜悯。火车到了丰台,果然不再往前。当时正好下大雨,我也不清楚有没有车接下去,然而有一个戴红帽子的行李夫跑来,很客气的问我是不是还要往前走,并且告诉我刚好有一班车快开了,而北平几个大门都关了,只有西直门还有一个出口。他把我和行李都送上了车,这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到了北平城外,一点都不错,由于城外已经发生战事,所以北平几个大门都关了,车子直接开到西直门外。已往我也常到北平,却从来没有到过西直门,所以对西直门的情形一点也不了解。感谢主,来了一个拉洋车的,把我送进西直门。进了西直门,我就松了一口气,心里非常感恩。所以,你们青年人切切要知道,我们为主出门,实在有主同在。

我在北平城里留了一夜,和同工们开会讨论,决定还是照原订的计划快走,否则战事拖下去,就扣在北平了。第二天,我们就从西直门搭平绥铁路的火车,经过张家口到了绥远的包头,再改搭敞篷车到山西太原。车子没有顶盖,一路在长城上跑,又是风吹,又是日晒,非身历其境,无法领会那种辛苦。

无论如何,我们到了太原,就开始聚会。外面环境虽因战事乱成一团,我们却从太原到尧都、汾阳府、禹都、马站,到处传讲基督,大受欢迎。接着又去陕西,没有火车,我们就坐牛拉的大板车,一路颠簸,晚上到了客店,连吃饭、喝水的力气都没有,倒在炕上就睡。然后搭上陇海铁路的火车,到了西安。有弟兄姊妹把我们接到家里,就在那里开始作工。

在西安,我们接到倪弟兄的电报,要我们到汉口参加同工聚会。我们就从西安到郑州,从郑州到汉口,在那里等倪弟兄。等待的时候,从烟台来了电报,说,‘日军不久就要在烟台登陆,烟台弟兄姊妹都准备撤退到内地,你最好回烟台,带家眷撤退。’这实在叫我为难,从汉口到烟台,要换五次车,然而主给我勇气,就这样走了。

这一路实在需要恩典。火车的班次不定,有的载运士兵,有的挤满逃难的难民,到处一团混乱。从郑州到徐州的陇海路上,常有警报,日本军机随时轰炸铁路,警报一响,众人只好下车躲到田里去,等轰炸过了,车子也不等人,就开走了。所以同路的人,都巴不得白天不要出太阳,晚上不要有月亮,好叫日本飞机看不清轰炸的目标;偏偏白天太阳高挂,晚上月亮分外明亮。我为此常常低头祷告,以后我得了一句话,是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六节:‘白日太阳必不伤你,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’同路的人看我不太慌张,又常常低头祷告,就注意我。我得了主的话,就用这话安慰他们。他们将信将疑,认为我是说‘神话’。奇妙得很,一路上白天没有警报,晚上也没有警报,大家平安到了徐州。

以后我无论走津浦铁路,或胶济铁路,或烟潍公路,都是到站时,就有接班车要出发。我实在经历主信实的保守,得以顺利回到家。不久,日军登陆占领了烟台,我只好留在烟台。

倪弟兄访菲律宾,以及再访欧洲(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)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,日本在芦沟桥发动战事以后,又在八月十三日于上海发动战争,中国竭力抵抗,战事更为猛烈,中央政府迁到汉口,又退到重庆。在这期间,倪弟兄既要顾到上海,又要顾及跟着政府退到内地的弟兄姊妹,同时他自己又有负担要到英国。他一面要顾到国内,一面要顾到国外,实在非常忙碌。一九三七年七月,倪弟兄从上海去了菲律宾,在碧瑶山上住了一个月,释放了‘基督得胜的生命’、‘圣灵的浇灌’、及关乎召会的信息。尔后他从菲律宾转到新加坡,再回到上海,不久就到汉口。当时我因日军占领烟台,无法出来,就留在烟台。倪弟兄一到汉口,就对全国同工,重新讲‘工作的再思’;那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事,正如前面所题过的。

一九三八年二月,倪弟兄离开上海,经过香港、新加坡、槟城等地,五月到达英国伦敦。这次,他不再去访问弟兄会,而直接住到史百克弟兄聚会的地方,住了一年多。在那里聚会的人,因为和倪弟兄交通过、听他讲过道,所以都相当尊敬他,也都从他得帮助。他在那里住的时候,也受邀访问北欧的丹麦、挪威。倪弟兄所去之处,他们都相当得帮助。

倪弟兄在那里时,有一个负担,要把他所看见的异象,关乎召会和召会实行方面的事,交通给史百克和英国的弟兄们。因为他觉得,历来我们在东方的弟兄们,都相当接受史百克弟兄属灵职事的一分,但是他们在召会的实行和认识上有所缺失。为使东西方能完全的平衡,并一同为着主的见证,倪弟兄就有负担,将关乎召会的异象和实行方面的事,交通给史百克弟兄及英国的弟兄们。然而倪弟兄在那里试了再试,交通仍是打不通,所以就把‘工作的再思’翻成英文,书名为‘Concerning Our Missions’,并且在史百克弟兄的出版社出版了。出版之后,史百克弟兄才发现书里讲到关于召会、立场这些事,是他所不能接受的,就要求这本书一定要修改,否则不能再出版。

倪弟兄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离开英国,七月经由印度和新加坡返回上海。虽然就交通而论,这一次的访问不算成功,但他这样出去走一走,里头却得着供应。所以在一九三九年八月间,立刻就有了一次特别聚会,专门讲到基督的身体。

对召会更进一步的看见(一九三九至一九四○年)

一九三七年十月,我从汉口回到烟台,因战事的缘故,就留在烟台作工。那年夏天和秋天,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,在华北、西北好些地方的公会讲道,处处都受欢迎,却是没有结果;真理释放了,人也欣赏,但就是没有结果。这时张晤晨弟兄也回到烟台,我就告诉弟兄们,我里头很清楚,我不应该再去跑公会,那个工作是白忙的,我要专心一意的留在烟台,只作烟台一个地方。所以从一九三七年底,我开始在烟台工作,到了一九三八年,就相当有主的祝福。

不久,烟台和北平、天津间的交通恢复了。一九三八年夏天,我被请到天津、北平去,一直住到十月间。那期间,虽然在日本人占领之下环境改变了,但聚会却相当蒙祝福,属灵情形相当不错。之后我回到烟台,在烟台有特别聚会,仅仅一个月,就引起日军的注意,将我们八个人抓走了。然而,主有暗中的保守,如同神预备以斯帖一样,借着一个女人家,把我们八个人都释放了。尔后,我仍然可以自由作布道的工作。第二年(一九三九年)青岛一带有需要,我就带着四位同工到青岛潍县一带去作工。

一九三九年七、八月间,当我们正在胶济线上到处工作时,倪弟兄从英国回到上海,给我一通电报,要我到上海参加特会,我就带着四位青年弟兄到上海赴会。倪弟兄在那次特会中,又有新的看见,专特的讲到身体,我自己也得着莫大的帮助。从那时起,倪弟兄对属灵的认识又往前进了一步。在此之前,他的认识多重在基督,从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七年间,他释放过的信息有基督是中心,基督是普及,以及基督得胜的生命;他对基督的认识实在满了亮光。然后,从一九三九年开始,他对召会有清楚的认识,看见召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从那一次特会,讲过基督的身体之后,他就留在上海,每两个月就有一次特会,来讲到这个题目。

到了一九四○年,倪弟兄在上海友华村开始有训练。四月,我带了几位弟兄姊妹同去参加训练。张湘泽师母也在那个训练里,那是我头一次看见她。我在那里一面受训,一面写‘基督徒报’的稿子,其中有几期专门讲国度的真理,刊登在复刊的基督徒报。

有一天,我和倪弟兄从会所楼上下楼时,他对我说,‘常受弟兄,我们手里对于建造召会有神的蓝图。’那时,蓝图对我是个新名词。事实上,那时倪弟兄对召会进一步的认识有两面:一面是认识召会是基督的身体,是在复活的生命中;另一面认识召会必须有实际的建造,有实际的事奉。因此,就开始有长老室,有长老的事奉,并设立执事室,有执事的事奉。我在那里也看见了这个蓝图。两个月后,我回到北方,就带着那个蓝图,在烟台整顿召会实际的事奉,整顿长老室、执事室。那时在中国各地已有几十处召会,只有上海、烟台二处有这蓝图,并且按图实际的建造。

上海召会的风波(一九四二年)

一九四二年,上海发生一个大的风波。由于倪弟兄的父母,要求倪弟兄帮助其弟经营‘生化药厂’,同时倪弟兄也觉得,作生意的利润可以顾到同工们的需要,就在一九三九年下半,开始帮助其弟经营‘生化药厂’,也有不少弟兄进入药厂工作。上海召会因此误会了他,话语传来传去,牵连了整个上海召会,甚至连李渊如小姐也牵连进去。至终,几乎整个召会都起来反对倪弟兄,使他无法在聚会中尽职。

因为我于一九四○年参加上海友华村的训练后,就回到烟台工作,所以上海召会的风波,我从起头就不在其中,也不清楚整个内情。有些弟兄姊妹盼望我和栾腓力弟兄,能到上海应付那个局面,就如一九三五年为倪弟兄的婚事出面一样。栾弟兄也为这事写信给我,我就到主面前祷告,实在觉得不懂内情,无法帮上忙。所以,我们两人都没有去。

同时,上海日本特务机关成立伪基督教团,压逼上海召会加入。上海召会当然不肯。为此,特务机关找倪弟兄去谈话,至少谈了两、三次。当晚倪弟兄就把船预备好,第二天坐船走了。这样内有风波,外有逼迫,许多弟兄姊妹退去,聚会也不得不暂停,上海召会就关了门。

有人说,那时全国只有两个半人,不反倪弟兄:一个是汪佩真姊妹,她在上海,是绝对的为倪弟兄作见证的;另一个是我,远在北方。只要有人到烟台,我就对他们说,‘你们所有到烟台的人,请你们一登岸,就不要谈上海的事。’我完全是为倪弟兄作见证的。至于另外半个,就是俞成华弟兄。为什么是半个呢?因为俞弟兄既不反倪弟兄,也不为倪弟兄作见证。当时上海就是这样的局面。后来倪弟兄因为不愿与日本人合作,就把药厂从上海转到重庆,在那里继续经营生化药厂。

烟台大复兴(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)

正当上海召会处在大风波时,一九四二年底,烟台的复兴开始了。一九四○年我回到烟台,照着从倪弟兄那里看见的蓝图,开始整顿召会实际的事奉,建立长老室、执事室,有各样的事奉。到一九四二年,不过二年的工夫,就带进了复兴。一九四二年夏天,我被请到青岛传福音,住了两个月。我在那里既传福音,也讲造就的道,召会人数从一百几十位,加到三百几十位;两个月中,受浸了二百多人。之后,我再回到烟台继续带领,当年年底,复兴就进来了。年底的末了那个主日,我上台喊唱一首诗歌:‘众人涌进主的国度,十架少人负。’(诗歌三四九首。)诗歌一唱,我就哭了,底下也哭,全体哭,道也没讲多少。这是复兴的开始。

接着我们报告,从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起,天天有特会。一月一日那天是主日,早晨众人一聚会,就都不走了,一直聚了一天。这个复兴就进来了,那种光景真是难以形容。复兴到一个地步,烟台八百位弟兄姊妹,都把自己奉献了。那个奉献不是一次,而是多次;先是奉献自己,下次带着妻子、儿女,再来就是房子、田地、契约,然后是股票、存款,一切的一切都奉献了。奉献到一个地步,每天晚上散会后,要分成许多组,机械组专门清点缝纫机、留声机等,股票组专门清点股票,银行存款组专门清点银行存款,此外还有现款组、房产组等,各组都忙着点收弟兄姊妹奉献的物品,忙到半夜。每天晚上还未到聚会时间,人就来了,都是流着泪,带着要奉献的东西来。主把每一家都对付得干干净净;在圣徒的身上,实在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。

那段时间的聚会很特别,我们没有讲什么专门题目,也没有专一的信息,每次开始都是大家祷告。我们一共整整聚了一百天会。天天聚会,天天复兴,实在是太好了。有一天晚上,我事先没有感觉要讲什么道,但众人跪下祷告时,主的话来了,第一节是以赛亚一章三节:‘牛认识主人,驴认识主人的槽;以色列却不认识,我的民却不留意。 ’这节圣经进来之后,接着又有一节,就是耶利米八章七节:‘空中的鹳鸟,知道来去的定期;斑鸠燕子与白鹤,也守候当来的时令;我的百姓,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’主就给我负担讲这一篇道,说到我们今天连牲畜还不如,既赶不上牛,也赶不上驴,也不如飞鸟;我们不够认识主。等众人祷告完了,我就请大家读这两节圣经,然后讲了短短一点话。

之后,一位青年弟兄发抖着站起来,说,今天他在家里和主交通时,主就是把这两节经节给他。他里头有负担,要起来作见证,但他和主讲理,说,‘主阿,你叫我起来作见证,你必须感动李弟兄,在聚会中读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这两处经节。’他和主这样说过之后,我正好说,‘请坐,’然后读以赛亚一章三节,他吃了一惊;接着又读耶利米八章七节,因此他全身发抖的起来作见证。类似这样的事,发生很多,显明那时圣灵实在有权能。

在复兴时期的一个主日,大家要求按手祷告。烟台会所是长形的,两面都有走道。我和长老们跪在中间,人从两面进来就跪下,把头放在我们手下,一个接着一个,接受我们的按手,一下子就按了两百位圣徒。我们为这两百位的祷告,如同一个祷告,都是新的祝福,并且话满了权能,整个合起来就是一篇道。在那个祝福里,很多都是旧约、新约的典故,更奇妙的是,那些按手的祷告,有很多都得着了应验。

又有一次,我上台讲道。一上台我就祷告,大约祷告了半个小时。那次的总题是‘震动’,那个祷告好像就在会所里震动,一直震动,震动到全场的人都站起来,众人大得释放,甚至高举双手。那种光景难以形容,我想与会者没有一个不落泪的。因着这个复兴,众人就有负担移民到西北,把福音带到西北,头一步是到内蒙、绥远。我们的行动是有步骤的,先从教育程度较低,作小生意、出劳力的人开始移民。慢慢的再移教书的、作生意的,然后是医生、护士。

一九四三年四月,第一批搭船移民到西北内蒙的有七十位,最高学历的只有小学程度。这七十位每一个都不出路费,完全由召会供给。除了路费之外,还供给三个月的生活费。到达目的地后,前三个月有生活费;尔后,自己开始作一点职业。第二年,就有长老有负担去看望这些移民出去的人。那时,不过一年的光景,就已兴起四十多处召会,都是主借着这些小学程度的人—修鞋的、出劳力的、作小生意的,在那里兴起的。

第二批有三十位,也是在一九四三年出去的,他们移到东北鸭绿江下游的安东。这两批移民出去,全体弟兄姊妹又写奉献条。消息传出去,轰动全城,立即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注意。他们天天调查我们,特别调查我到底是什么人,调查了两、三个月之久。对于他们的调查,我并不太在意,仍是继续圣徒的造就工作。这段时间里实在很有主的见证,我这样简要的说一点,相信对众人都有益处。

苦难的试炼(一九四三年)

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个主日上午,弟兄们正在传福音,李师母和孩子也都分别在聚会,我在执事室忽然有个感觉:‘快快回家,趁着你妻子、孩子都不在家,把睡房和书房里一切的文件,整理出来,丢到炉灶里烧了。’那时,我和海外有些通信,和重庆、南洋有些地方也有通信,都是说到召会的事。日本人最嫉恨的,就是本地人和重庆、南洋、外国通信。我平常有用通信簿的习惯,信件也多,甚至还有些别的记录。若是日本宪兵队捉我,一定会根据这些来审问我。我相信那感觉是从主来的,所以我赶紧回家,把那些文件尽都烧毁。烧完后,再若无其事的回去聚会。

到了周一上午,我一如往常八点以前到会所作事。坐下不久,就来了两个人,其中一个虽然身穿中国长袍,脚穿中国土鞋,样子一看就是个日本样子。另一个是中国人,大概是个汉奸。他们要将我带到宪兵队去,我立即打发一位弟兄,将情形告诉李师母。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之后,对我很客气,中午吃饭时,还请我吃水饺,一直等到晚上,都没有人来问话。过夜时,也没有把我下在监里,反而把兵丁睡觉的床让给我。

奇妙就在这里,前一天我照着里面的感觉,把家里的文件清理干净,第二天早晨日本人就来将我带到宪兵队。之后,他们就到我家里去搜查,睡房、书房、柜子、抽屉,到处搜,什么也没有找到,只翻到我读经记录的活页夹,是我读雅歌的记录,说,一个人爱主,就要像一个女子追求一个可爱的青年一样。他们就拿这样一个凭据审问我。

更妙的是,我在家里清理文件的前几天,有一晚我作了个梦。圣经里是有梦的,我绝对相信有属灵的梦。倪弟兄也有过这样的梦,正如在第二篇所题过的,在他见李渊如小姐之前,就已在梦中看见过她。我这个梦是很有意义的,梦里我头戴礼帽,手拿拐杖,像是个绅士在路上走着,到了一个又陡又弯的下坡路,有四、五个台阶,很难走。我就靠着手中的拐杖,尽最大的努力,一面下一面转弯,勉勉强强的走下去了。正要喘口气,忽然间来了一只大狼狗,狗的颜色就是日本军服的颜色,这狼狗扑到我身上来,我虽然受了惊吓,却一点也没有受伤。狗走了之后,我再往前,前面是一条康庄大道,有如早晨的黎明,阳光非常鲜明。我就上了那条康庄大道,直往前行。我里头印象很深,觉得这不是个平常的梦。

后来我明白,我是个蒙恩的人,好像个绅士,而拐杖就是神的恩典,我靠着神的恩典行路。陡弯的下坡路,就是对日抗战末了的四、五年,那真是艰难的时期。那时我家里艰难到一个地步,吃豆渣饼,那在北方平常是用来喂猪的。那四、五步台阶,就是那四、五年间,我被日本人下监一个月,经拷打、审讯、多方的折磨,回来后生了严重的肺病,病了二年半,身体非常虚弱。我就下定决心,把召会的工作交给弟兄们管,家里就由李师母管。那几年的环境实在艰难。

我是这样艰难的靠着神的恩典,靠着那根拐杖,走完那四、五步路。正当我要喘口气时,来了一只狼狗,从那狗的颜色,我就知道是日本宪兵队要来对付我。梦醒后,我就知道日本人要来了。主日那天,我感觉要回家整理东西,或许也是因那个梦的关系。

然而梦中很清楚,我只吃惊没有受伤,并且过了之后,就是康庄大道,且是黎明的时候。我知道过了这四年,主就给我开路,那是条康庄大道。这梦今天还在应验。这是我被带到宪兵队之前所作的梦。带到宪兵队那天晚上,我睡在一个士兵的床上。结果,梦又来了,那只狼狗又来了,它围绕着我,一直缠磨折磨,真是让人受不了,但我还是一点也没有受伤。醒来后,我就知道又要受折磨了。事情也果真如此,在审问时,逼问、拷打,整整受审一个月,一天最少两次,一次最少两、三个钟头。那真是折磨,正如梦中所见的。

那时中国人在日本军队之下,没有一点保障,日本军杀中国人比杀一只鸡容易。像我这样的情形,早该拖去杀死了。然而,那是一九四三年五、六月间,正是日军太平洋战事失利的时候,所以占领军很怕得罪中国的人心,尤其是中国社会里能起作用的人。在他们看,我就是能起作用的一位,因此我没有丧命。这实在是主主宰的保守。

审到末了,他们想出了一个计谋。这一天,日本人和翻译装模作样的坐在那里,问我,‘你整天讲神,到底神重要,还是国家重要?’他们是想要我说国家重要,因为那时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州国。然而我若真说‘国家重要’就中计了,他们会认为我是表面上挂基督教的招牌,骨子里是为国家作事的人。主给我智慧识破他们的计谋,所以我不肯回答那个重要。他们就一直要我说,我就说,‘神重要。’最后,他们就说,‘从今天起不给你饭吃了,你去跟你的神要饭吃吧。’

他们因着怕中国人坐监出去后,把消息带出去,就不准中国人和我一同坐监,所以与我一同坐监的,乃是个年轻的希腊教徒。我们两个都会一点英文,就用英文交谈,了解彼此示意的情形。他知道我是为着传福音进监,也很敬佩我。晚上,送饭的来了,对我说,‘不给你饭了,神给你吧。’这个希腊人就问怎么回事,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。他听了之后就要把他的食物给我,我不肯,他说,‘你非吃不可,你为主受苦,难道我就不能牺牲一点么?’不错,真是神给饭吃,并且给的更好,因为给中国人的是窝窝头,给这个希腊人的是面包、牛奶。那是我进监以来,最好的一餐。

第二天,我被拖出去之先,日本人还没来,翻译的人先到。他虽然作翻译,但在那个场面里,一点也不知道日本人所设的计谋。他以为是我答错了什么,以致连饭都没得吃。他不知道,我若说国家好,就中计了,日本人就以为我是为国家工作的。他们就是要察看我,是不是挂着基督教的牌子为国家效力,以国家为重,还是真正的传道人,以神为重。所以,日本人一开场就问说,‘神给你饭吃了没有?’我说,‘神实在是给我吃了。’后来又试验我:‘你为什么叫那个大会作复兴会?’他们怀疑我是要复兴中华。我就慢慢告诉他,我们的召会凡事都照着圣经,在各公会是叫‘奋兴会’,这个在圣经里是没有的;圣经是说‘复兴会’。那天他桌子上正好有一本先前我送给他的圣经,他马上把圣经丢给我,要我证明圣经那里说到‘复兴’。我一翻就翻到哈巴谷三章二节,我指给他看:‘耶和华阿,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’我说,就是这个复兴。那才把他完全征服了。他想圣经有一千多面,他问我一个辞,我一下子就翻出来,证明我实在是个神迷,只懂圣经。这才了事。

晚上梦又来了,又是一只狗,这次不是大狼狗,而是一只小狗。这只小狗看看我,很不好意思,摆摆尾巴,就从北方住宅院墙下靠近大门边的小洞钻出去了。我一醒来,就知道没事了,没问题了。果真,他们再找我时,不仅表示他们的抱歉与亏待,甚至那个态度就像那只小狗一样。在送我回去以前,就送信给我内人,请她把干净的长袍大褂送来给我,还找理发师给我理发,并且请我吃一顿饭。到了晚上就送我回家,整个过程就是这样。

我回家以后,过了一个主日,周一,日本人又来了,很客气的又对我说对不起,然后请我帮忙作点类似监视的事,我含糊的应付过去。下一周,他们又来了,问我有没有情报提供给他们。感谢主,正在进退两难之际,我突然吐血,倒了下来,患了非常严重的肺病。消息传出去,日本人最怕肺病,就对我放了手,但规定我出入烟台,必须特别到宪兵队去申请。

当时我本想离开烟台,但有些熟知时局的弟兄劝我先不要动;我就在烟台养病一年。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间,日本人无暇注意我,我就把家眷留在烟台,自己到青岛再休养一年。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答应无条件投降,一切正如我所作的梦,主把我救出来,脱开一切的艰难。以后大陆变色,我就在倪弟兄打发下离开大陆,在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