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五年将近年底时，倪弟兄和一班在上海的同工经过交通、祷告后，有一个决断。主要是因为那一年下半年，有一个‘基督作我们得胜生命’的复兴，那实在是一个转机。同时在国内各处，有聚会的地方逐渐加多。不仅福建、江苏上海、浙江平阳，以及苏北、华北，甚至东北长春都有了聚会。因此，弟兄们决断，应该往几个大城市去，开展主恢复的见证。
当时主要有两个定规，第一，要一位弟兄从上海迁到南京。虽然一九二六年初，在南京曾有少数人的聚会，但因政局的变动，一九二六年底南京就不再有聚会。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，上海这个定规之后，才有弟兄从上海移民到南京。
另一个定规是，要我从烟台搬到天津。虽然那时在天津有一个聚会，并且在北平也在一九三二、三三年兴起一个聚会，但是两地聚会的规模都很小。这两地原称‘京津’—北京和天津，以后改称‘平津’，是全华北的中心枢纽。两地皆是百万人口的都市，相隔仅仅两个小时的火车车程，来往非常频繁，旅客多得不可胜数。当时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出口港，仅次于上海；因此弟兄们相当看重天津，要我好好开展见证的工作。那年（一九三五）十月底，我就亲自到上海，为这事和同工们一同交通，尔后就由上海回到烟台。年底，便带着家眷，移民到天津。
一九三六年一月间，因着倪弟兄很看重平津的见证，就亲自从上海到平津来加强那里的工作。在天津时，有‘特别’传福音的聚会。为什么说特别呢？因为他并不是传平常传统的福音，他所传讲的内容，以后出版为‘正常的基督徒信仰’。该书原名为‘基督教是什么’，等到出版英文本时，我们谨慎斟酌，认为‘基督教’（Christianity）这辞不合式，才改为‘正常的基督徒信仰’。我们只要‘基督’（Christ），不要‘教’（anity），‘教’就是宗教组织，是有所宗而施教。基督和召会是我们所要的；但堕落的基督教，把基督和召会去掉，加上一些组织的东西，既没有基督也不是召会，所以就变作‘基督教’。
第七世纪时，景教来到中国。当时传到中国来的，不是基督，而是一个教。景教如此，以后来的天主教，不论是法兰西斯派，是多明尼克派，还是耶稣会的那一派，也都是带着‘教’而来。基督教的‘教’，可以说相当于马太十三章面酵（33）的‘酵’。马太十三章里，有个妇人把面酵搀在细面里。那个妇人象征罗马天主教，面酵象征邪恶的事和邪恶的教训，细面象征基督是神子民的粮。天主教把面酵调到细面里，以致整团面都发了起来，把召会变成一个‘教’。在一般人眼里，‘教’不是个坏东西，但在我们属灵的字典里，‘教’不是个好东西，实在是个害意的字，因为‘教’把基督抹煞了。主的恢复就是恢复基督，恢复细面；除去异端的道理和邪恶的事物，除去酵；我们乃是无酵饼，过无酵节的生活。
我们在这里要学一个功课，我们到任何地方去，不是去传‘教’，我们乃是传‘基督’而建立召会。倪弟兄确实是个壮汉、勇汉，他有胆量讲基督教从来没有讲过的，用基督教从来没有用过的。在那些年间，他释放了许多信息，真理的光在恢复里越过越强。倪弟兄解经、讲经，常引用原文，也常题到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些名人，这叫那些西教士大为吃惊。特别是基督徒报，真是把基督教打得一塌糊涂。所以至今，我仍要鼓励你们去读基督徒报（共二十四期），特别是‘默想启示录’。（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三至七册。）
倪弟兄在释放那些信息之后，就离开天津。一九三六年春天，主在河南开封，特别是在省政府里开了门。有位财政厅长是基督徒，我们都曾被请去他家，晚上在他的大院子里开布道会，很多福音朋友都是官员，也有人得救，可惜没有兴起召会。那一年我在北方的工作，主要就是在天津、北平。工作上安排了两位青年同工弟兄跟着我，学习受带领事奉；同时也安排汪佩真姊妹，和一位学习事奉的青年姊妹，在那里配搭。感谢主，有开展，有果效。在北平的果效多半是在协和医院里，每逢聚会至少有二、三十位护士，也有一两位医生被带进来。
在第三篇末了说到‘进一步的亮光’时，已略题到‘工作的再思’一书的事。那就是在一九三六年底，倪弟兄从上海忽然有电报给我们在天津的同工，要我们马上到上海，赴紧急同工聚会。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，我们到了上海。在那次聚会里，倪弟兄有一个负担，要对同工们说明工作的路，那就是以后‘工作的再思’头一次的信息。他非常着重使徒，使徒的脚踪，而后是召会的成立，再后是使徒们设立长老，长老们治理召会，使徒们到各处去照顾。那是我们中间关乎工作的路，关乎建立召会、治理召会最高的亮光。聚会期间，有几天倪弟兄患了伤风，不能起床，就要我替他讲道。他要我讲行传十三章，他把路线告诉我，重点也告诉我；我就照着讲。过了两三天，他好了，重新再讲。就着信息而言，这一次讲得不算透彻，同年十一月，倪弟兄在汉口又释放了一次同样的信息，但说得更完全，内容更深，启示更清楚。这些信息后来就编辑成‘工作的再思’一书。
一九三七年初的同工聚会后，我受邀到杭州、南京召会，同时也经过济南、青岛、烟台，过了两个多月才回到天津。
一九三七年上半年，倪弟兄在上海带领大家查经，特别看‘基督得胜的生命’和‘圣灵的浇灌’，顺带也看一点关于进国度的事，有的人相当得帮助。在上海有几位女西教士，也来听倪弟兄讲道，得了莫大的帮助。后来，她们一个个都转到这条路上来。
倪弟兄释放‘工作的再思’时，不仅要我们开展主恢复的工作，也要我们有人专跑公会去讲道，将主托付我们的真理、话语带到公会，如同将粮仓里的粮食分给各处饥荒中的人。所以他就安排一位弟兄，往上海、长江一带，作这样的工作；安排我到华北和西北一带，包括山西、绥远、陕西、甘肃、河南，那实在是一个大的区域。我只好接受这个使命，回天津和同工们及当地的弟兄们交通，定规以后要从天津、北平往各处去，顾到各公会；那时公会也很欢迎我们。
从一九三五年底，我带着家眷到天津，直到那时，可说是作了一年半，身体相当疲累，弟兄们就定规我先带家眷回烟台休息一下。当我再搭船回天津，船到天津大沽口码头，我才知道芦沟桥事变发生，日本军占据芦沟桥。芦沟桥离天津、北平很近，所以天津、北平大大吃紧。我从码头进到天津车站，才知战事蔓延很快，谣言北平城门关闭，火车班次不定，真是满城风雨。然而去烟台之先，已经定规有几位弟兄姊妹，要和我一同到绥远、山西、陕西长安一带，也定规他们都到北平等我。现在战事爆发，我到底走不走呢？从天津到北平的火车仍然行驶，但只到丰台站，以后不一定有车接上去。我仰望主，里头觉得还是应该走，就上了车。
这一路实在有主的怜悯。火车到了丰台，果然不再往前。当时正好下大雨，我也不清楚有没有车接下去，然而有一个戴红帽子的行李夫跑来，很客气的问我是不是还要往前走，并且告诉我刚好有一班车快开了，而北平几个大门都关了，只有西直门还有一个出口。他把我和行李都送上了车，这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到了北平城外，一点都不错，由于城外已经发生战事，所以北平几个大门都关了，车子直接开到西直门外。已往我也常到北平，却从来没有到过西直门，所以对西直门的情形一点也不了解。感谢主，来了一个拉洋车的，把我送进西直门。进了西直门，我就松了一口气，心里非常感恩。所以，你们青年人切切要知道，我们为主出门，实在有主同在。
我在北平城里留了一夜，和同工们开会讨论，决定还是照原订的计划快走，否则战事拖下去，就扣在北平了。第二天，我们就从西直门搭平绥铁路的火车，经过张家口到了绥远的包头，再改搭敞篷车到山西太原。车子没有顶盖，一路在长城上跑，又是风吹，又是日晒，非身历其境，无法领会那种辛苦。
无论如何，我们到了太原，就开始聚会。外面环境虽因战事乱成一团，我们却从太原到尧都、汾阳府、禹都、马站，到处传讲基督，大受欢迎。接着又去陕西，没有火车，我们就坐牛拉的大板车，一路颠簸，晚上到了客店，连吃饭、喝水的力气都没有，倒在炕上就睡。然后搭上陇海铁路的火车，到了西安。有弟兄姊妹把我们接到家里，就在那里开始作工。
在西安，我们接到倪弟兄的电报，要我们到汉口参加同工聚会。我们就从西安到郑州，从郑州到汉口，在那里等倪弟兄。等待的时候，从烟台来了电报，说，‘日军不久就要在烟台登陆，烟台弟兄姊妹都准备撤退到内地，你最好回烟台，带家眷撤退。’这实在叫我为难，从汉口到烟台，要换五次车，然而主给我勇气，就这样走了。
这一路实在需要恩典。火车的班次不定，有的载运士兵，有的挤满逃难的难民，到处一团混乱。从郑州到徐州的陇海路上，常有警报，日本军机随时轰炸铁路，警报一响，众人只好下车躲到田里去，等轰炸过了，车子也不等人，就开走了。所以同路的人，都巴不得白天不要出太阳，晚上不要有月亮，好叫日本飞机看不清轰炸的目标；偏偏白天太阳高挂，晚上月亮分外明亮。我为此常常低头祷告，以后我得了一句话，是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六节：‘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’同路的人看我不太慌张，又常常低头祷告，就注意我。我得了主的话，就用这话安慰他们。他们将信将疑，认为我是说‘神话’。奇妙得很，一路上白天没有警报，晚上也没有警报，大家平安到了徐州。
以后我无论走津浦铁路，或胶济铁路，或烟潍公路，都是到站时，就有接班车要出发。我实在经历主信实的保守，得以顺利回到家。不久，日军登陆占领了烟台，我只好留在烟台。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在芦沟桥发动战事以后，又在八月十三日于上海发动战争，中国竭力抵抗，战事更为猛烈，中央政府迁到汉口，又退到重庆。在这期间，倪弟兄既要顾到上海，又要顾及跟着政府退到内地的弟兄姊妹，同时他自己又有负担要到英国。他一面要顾到国内，一面要顾到国外，实在非常忙碌。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倪弟兄从上海去了菲律宾，在碧瑶山上住了一个月，释放了‘基督得胜的生命’、‘圣灵的浇灌’、及关乎召会的信息。尔后他从菲律宾转到新加坡，再回到上海，不久就到汉口。当时我因日军占领烟台，无法出来，就留在烟台。倪弟兄一到汉口，就对全国同工，重新讲‘工作的再思’；那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事，正如前面所题过的。
一九三八年二月，倪弟兄离开上海，经过香港、新加坡、槟城等地，五月到达英国伦敦。这次，他不再去访问弟兄会，而直接住到史百克弟兄聚会的地方，住了一年多。在那里聚会的人，因为和倪弟兄交通过、听他讲过道，所以都相当尊敬他，也都从他得帮助。他在那里住的时候，也受邀访问北欧的丹麦、挪威。倪弟兄所去之处，他们都相当得帮助。
倪弟兄在那里时，有一个负担，要把他所看见的异象，关乎召会和召会实行方面的事，交通给史百克和英国的弟兄们。因为他觉得，历来我们在东方的弟兄们，都相当接受史百克弟兄属灵职事的一分，但是他们在召会的实行和认识上有所缺失。为使东西方能完全的平衡，并一同为着主的见证，倪弟兄就有负担，将关乎召会的异象和实行方面的事，交通给史百克弟兄及英国的弟兄们。然而倪弟兄在那里试了再试，交通仍是打不通，所以就把‘工作的再思’翻成英文，书名为‘Concerning Our Missions’，并且在史百克弟兄的出版社出版了。出版之后，史百克弟兄才发现书里讲到关于召会、立场这些事，是他所不能接受的，就要求这本书一定要修改，否则不能再出版。
倪弟兄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离开英国，七月经由印度和新加坡返回上海。虽然就交通而论，这一次的访问不算成功，但他这样出去走一走，里头却得着供应。所以在一九三九年八月间，立刻就有了一次特别聚会，专门讲到基督的身体。
一九三七年十月，我从汉口回到烟台，因战事的缘故，就留在烟台作工。那年夏天和秋天，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在华北、西北好些地方的公会讲道，处处都受欢迎，却是没有结果；真理释放了，人也欣赏，但就是没有结果。这时张晤晨弟兄也回到烟台，我就告诉弟兄们，我里头很清楚，我不应该再去跑公会，那个工作是白忙的，我要专心一意的留在烟台，只作烟台一个地方。所以从一九三七年底，我开始在烟台工作，到了一九三八年，就相当有主的祝福。
不久，烟台和北平、天津间的交通恢复了。一九三八年夏天，我被请到天津、北平去，一直住到十月间。那期间，虽然在日本人占领之下环境改变了，但聚会却相当蒙祝福，属灵情形相当不错。之后我回到烟台，在烟台有特别聚会，仅仅一个月，就引起日军的注意，将我们八个人抓走了。然而，主有暗中的保守，如同神预备以斯帖一样，借着一个女人家，把我们八个人都释放了。尔后，我仍然可以自由作布道的工作。第二年（一九三九年）青岛一带有需要，我就带着四位同工到青岛潍县一带去作工。
一九三九年七、八月间，当我们正在胶济线上到处工作时，倪弟兄从英国回到上海，给我一通电报，要我到上海参加特会，我就带着四位青年弟兄到上海赴会。倪弟兄在那次特会中，又有新的看见，专特的讲到身体，我自己也得着莫大的帮助。从那时起，倪弟兄对属灵的认识又往前进了一步。在此之前，他的认识多重在基督，从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七年间，他释放过的信息有基督是中心，基督是普及，以及基督得胜的生命；他对基督的认识实在满了亮光。然后，从一九三九年开始，他对召会有清楚的认识，看见召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从那一次特会，讲过基督的身体之后，他就留在上海，每两个月就有一次特会，来讲到这个题目。
到了一九四○年，倪弟兄在上海友华村开始有训练。四月，我带了几位弟兄姊妹同去参加训练。张湘泽师母也在那个训练里，那是我头一次看见她。我在那里一面受训，一面写‘基督徒报’的稿子，其中有几期专门讲国度的真理，刊登在复刊的基督徒报。
有一天，我和倪弟兄从会所楼上下楼时，他对我说，‘常受弟兄，我们手里对于建造召会有神的蓝图。’那时，蓝图对我是个新名词。事实上，那时倪弟兄对召会进一步的认识有两面：一面是认识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在复活的生命中；另一面认识召会必须有实际的建造，有实际的事奉。因此，就开始有长老室，有长老的事奉，并设立执事室，有执事的事奉。我在那里也看见了这个蓝图。两个月后，我回到北方，就带着那个蓝图，在烟台整顿召会实际的事奉，整顿长老室、执事室。那时在中国各地已有几十处召会，只有上海、烟台二处有这蓝图，并且按图实际的建造。
一九四二年，上海发生一个大的风波。由于倪弟兄的父母，要求倪弟兄帮助其弟经营‘生化药厂’，同时倪弟兄也觉得，作生意的利润可以顾到同工们的需要，就在一九三九年下半，开始帮助其弟经营‘生化药厂’，也有不少弟兄进入药厂工作。上海召会因此误会了他，话语传来传去，牵连了整个上海召会，甚至连李渊如小姐也牵连进去。至终，几乎整个召会都起来反对倪弟兄，使他无法在聚会中尽职。
因为我于一九四○年参加上海友华村的训练后，就回到烟台工作，所以上海召会的风波，我从起头就不在其中，也不清楚整个内情。有些弟兄姊妹盼望我和栾腓力弟兄，能到上海应付那个局面，就如一九三五年为倪弟兄的婚事出面一样。栾弟兄也为这事写信给我，我就到主面前祷告，实在觉得不懂内情，无法帮上忙。所以，我们两人都没有去。
同时，上海日本特务机关成立伪基督教团，压逼上海召会加入。上海召会当然不肯。为此，特务机关找倪弟兄去谈话，至少谈了两、三次。当晚倪弟兄就把船预备好，第二天坐船走了。这样内有风波，外有逼迫，许多弟兄姊妹退去，聚会也不得不暂停，上海召会就关了门。
有人说，那时全国只有两个半人，不反倪弟兄：一个是汪佩真姊妹，她在上海，是绝对的为倪弟兄作见证的；另一个是我，远在北方。只要有人到烟台，我就对他们说，‘你们所有到烟台的人，请你们一登岸，就不要谈上海的事。’我完全是为倪弟兄作见证的。至于另外半个，就是俞成华弟兄。为什么是半个呢？因为俞弟兄既不反倪弟兄，也不为倪弟兄作见证。当时上海就是这样的局面。后来倪弟兄因为不愿与日本人合作，就把药厂从上海转到重庆，在那里继续经营生化药厂。
正当上海召会处在大风波时，一九四二年底，烟台的复兴开始了。一九四○年我回到烟台，照着从倪弟兄那里看见的蓝图，开始整顿召会实际的事奉，建立长老室、执事室，有各样的事奉。到一九四二年，不过二年的工夫，就带进了复兴。一九四二年夏天，我被请到青岛传福音，住了两个月。我在那里既传福音，也讲造就的道，召会人数从一百几十位，加到三百几十位；两个月中，受浸了二百多人。之后，我再回到烟台继续带领，当年年底，复兴就进来了。年底的末了那个主日，我上台喊唱一首诗歌：‘众人涌进主的国度，十架少人负。’（诗歌三四九首。）诗歌一唱，我就哭了，底下也哭，全体哭，道也没讲多少。这是复兴的开始。
接着我们报告，从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起，天天有特会。一月一日那天是主日，早晨众人一聚会，就都不走了，一直聚了一天。这个复兴就进来了，那种光景真是难以形容。复兴到一个地步，烟台八百位弟兄姊妹，都把自己奉献了。那个奉献不是一次，而是多次；先是奉献自己，下次带着妻子、儿女，再来就是房子、田地、契约，然后是股票、存款，一切的一切都奉献了。奉献到一个地步，每天晚上散会后，要分成许多组，机械组专门清点缝纫机、留声机等，股票组专门清点股票，银行存款组专门清点银行存款，此外还有现款组、房产组等，各组都忙着点收弟兄姊妹奉献的物品，忙到半夜。每天晚上还未到聚会时间，人就来了，都是流着泪，带着要奉献的东西来。主把每一家都对付得干干净净；在圣徒的身上，实在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。
那段时间的聚会很特别，我们没有讲什么专门题目，也没有专一的信息，每次开始都是大家祷告。我们一共整整聚了一百天会。天天聚会，天天复兴，实在是太好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事先没有感觉要讲什么道，但众人跪下祷告时，主的话来了，第一节是以赛亚一章三节：‘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；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 ’这节圣经进来之后，接着又有一节，就是耶利米八章七节：‘空中的鹳鸟，知道来去的定期；斑鸠燕子与白鹤，也守候当来的时令；我的百姓，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’主就给我负担讲这一篇道，说到我们今天连牲畜还不如，既赶不上牛，也赶不上驴，也不如飞鸟；我们不够认识主。等众人祷告完了，我就请大家读这两节圣经，然后讲了短短一点话。
之后，一位青年弟兄发抖着站起来，说，今天他在家里和主交通时，主就是把这两节经节给他。他里头有负担，要起来作见证，但他和主讲理，说，‘主阿，你叫我起来作见证，你必须感动李弟兄，在聚会中读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这两处经节。’他和主这样说过之后，我正好说，‘请坐，’然后读以赛亚一章三节，他吃了一惊；接着又读耶利米八章七节，因此他全身发抖的起来作见证。类似这样的事，发生很多，显明那时圣灵实在有权能。
在复兴时期的一个主日，大家要求按手祷告。烟台会所是长形的，两面都有走道。我和长老们跪在中间，人从两面进来就跪下，把头放在我们手下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接受我们的按手，一下子就按了两百位圣徒。我们为这两百位的祷告，如同一个祷告，都是新的祝福，并且话满了权能，整个合起来就是一篇道。在那个祝福里，很多都是旧约、新约的典故，更奇妙的是，那些按手的祷告，有很多都得着了应验。
又有一次，我上台讲道。一上台我就祷告，大约祷告了半个小时。那次的总题是‘震动’，那个祷告好像就在会所里震动，一直震动，震动到全场的人都站起来，众人大得释放，甚至高举双手。那种光景难以形容，我想与会者没有一个不落泪的。因着这个复兴，众人就有负担移民到西北，把福音带到西北，头一步是到内蒙、绥远。我们的行动是有步骤的，先从教育程度较低，作小生意、出劳力的人开始移民。慢慢的再移教书的、作生意的，然后是医生、护士。
一九四三年四月，第一批搭船移民到西北内蒙的有七十位，最高学历的只有小学程度。这七十位每一个都不出路费，完全由召会供给。除了路费之外，还供给三个月的生活费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前三个月有生活费；尔后，自己开始作一点职业。第二年，就有长老有负担去看望这些移民出去的人。那时，不过一年的光景，就已兴起四十多处召会，都是主借着这些小学程度的人—修鞋的、出劳力的、作小生意的，在那里兴起的。
第二批有三十位，也是在一九四三年出去的，他们移到东北鸭绿江下游的安东。这两批移民出去，全体弟兄姊妹又写奉献条。消息传出去，轰动全城，立即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注意。他们天天调查我们，特别调查我到底是什么人，调查了两、三个月之久。对于他们的调查，我并不太在意，仍是继续圣徒的造就工作。这段时间里实在很有主的见证，我这样简要的说一点，相信对众人都有益处。
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个主日上午，弟兄们正在传福音，李师母和孩子也都分别在聚会，我在执事室忽然有个感觉：‘快快回家，趁着你妻子、孩子都不在家，把睡房和书房里一切的文件，整理出来，丢到炉灶里烧了。’那时，我和海外有些通信，和重庆、南洋有些地方也有通信，都是说到召会的事。日本人最嫉恨的，就是本地人和重庆、南洋、外国通信。我平常有用通信簿的习惯，信件也多，甚至还有些别的记录。若是日本宪兵队捉我，一定会根据这些来审问我。我相信那感觉是从主来的，所以我赶紧回家，把那些文件尽都烧毁。烧完后，再若无其事的回去聚会。
到了周一上午，我一如往常八点以前到会所作事。坐下不久，就来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个虽然身穿中国长袍，脚穿中国土鞋，样子一看就是个日本样子。另一个是中国人，大概是个汉奸。他们要将我带到宪兵队去，我立即打发一位弟兄，将情形告诉李师母。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之后，对我很客气，中午吃饭时，还请我吃水饺，一直等到晚上，都没有人来问话。过夜时，也没有把我下在监里，反而把兵丁睡觉的床让给我。
奇妙就在这里，前一天我照着里面的感觉，把家里的文件清理干净，第二天早晨日本人就来将我带到宪兵队。之后，他们就到我家里去搜查，睡房、书房、柜子、抽屉，到处搜，什么也没有找到，只翻到我读经记录的活页夹，是我读雅歌的记录，说，一个人爱主，就要像一个女子追求一个可爱的青年一样。他们就拿这样一个凭据审问我。
更妙的是，我在家里清理文件的前几天，有一晚我作了个梦。圣经里是有梦的，我绝对相信有属灵的梦。倪弟兄也有过这样的梦，正如在第二篇所题过的，在他见李渊如小姐之前，就已在梦中看见过她。我这个梦是很有意义的，梦里我头戴礼帽，手拿拐杖，像是个绅士在路上走着，到了一个又陡又弯的下坡路，有四、五个台阶，很难走。我就靠着手中的拐杖，尽最大的努力，一面下一面转弯，勉勉强强的走下去了。正要喘口气，忽然间来了一只大狼狗，狗的颜色就是日本军服的颜色，这狼狗扑到我身上来，我虽然受了惊吓，却一点也没有受伤。狗走了之后，我再往前，前面是一条康庄大道，有如早晨的黎明，阳光非常鲜明。我就上了那条康庄大道，直往前行。我里头印象很深，觉得这不是个平常的梦。
后来我明白，我是个蒙恩的人，好像个绅士，而拐杖就是神的恩典，我靠着神的恩典行路。陡弯的下坡路，就是对日抗战末了的四、五年，那真是艰难的时期。那时我家里艰难到一个地步，吃豆渣饼，那在北方平常是用来喂猪的。那四、五步台阶，就是那四、五年间，我被日本人下监一个月，经拷打、审讯、多方的折磨，回来后生了严重的肺病，病了二年半，身体非常虚弱。我就下定决心，把召会的工作交给弟兄们管，家里就由李师母管。那几年的环境实在艰难。
我是这样艰难的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那根拐杖，走完那四、五步路。正当我要喘口气时，来了一只狼狗，从那狗的颜色，我就知道是日本宪兵队要来对付我。梦醒后，我就知道日本人要来了。主日那天，我感觉要回家整理东西，或许也是因那个梦的关系。
然而梦中很清楚，我只吃惊没有受伤，并且过了之后，就是康庄大道，且是黎明的时候。我知道过了这四年，主就给我开路，那是条康庄大道。这梦今天还在应验。这是我被带到宪兵队之前所作的梦。带到宪兵队那天晚上，我睡在一个士兵的床上。结果，梦又来了，那只狼狗又来了，它围绕着我，一直缠磨折磨，真是让人受不了，但我还是一点也没有受伤。醒来后，我就知道又要受折磨了。事情也果真如此，在审问时，逼问、拷打，整整受审一个月，一天最少两次，一次最少两、三个钟头。那真是折磨，正如梦中所见的。
那时中国人在日本军队之下，没有一点保障，日本军杀中国人比杀一只鸡容易。像我这样的情形，早该拖去杀死了。然而，那是一九四三年五、六月间，正是日军太平洋战事失利的时候，所以占领军很怕得罪中国的人心，尤其是中国社会里能起作用的人。在他们看，我就是能起作用的一位，因此我没有丧命。这实在是主主宰的保守。
审到末了，他们想出了一个计谋。这一天，日本人和翻译装模作样的坐在那里，问我，‘你整天讲神，到底神重要，还是国家重要？’他们是想要我说国家重要，因为那时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州国。然而我若真说‘国家重要’就中计了，他们会认为我是表面上挂基督教的招牌，骨子里是为国家作事的人。主给我智慧识破他们的计谋，所以我不肯回答那个重要。他们就一直要我说，我就说，‘神重要。’最后，他们就说，‘从今天起不给你饭吃了，你去跟你的神要饭吃吧。’
他们因着怕中国人坐监出去后，把消息带出去，就不准中国人和我一同坐监，所以与我一同坐监的，乃是个年轻的希腊教徒。我们两个都会一点英文，就用英文交谈，了解彼此示意的情形。他知道我是为着传福音进监，也很敬佩我。晚上，送饭的来了，对我说，‘不给你饭了，神给你吧。’这个希腊人就问怎么回事，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。他听了之后就要把他的食物给我，我不肯，他说，‘你非吃不可，你为主受苦，难道我就不能牺牲一点么？’不错，真是神给饭吃，并且给的更好，因为给中国人的是窝窝头，给这个希腊人的是面包、牛奶。那是我进监以来，最好的一餐。
第二天，我被拖出去之先，日本人还没来，翻译的人先到。他虽然作翻译，但在那个场面里，一点也不知道日本人所设的计谋。他以为是我答错了什么，以致连饭都没得吃。他不知道，我若说国家好，就中计了，日本人就以为我是为国家工作的。他们就是要察看我，是不是挂着基督教的牌子为国家效力，以国家为重，还是真正的传道人，以神为重。所以，日本人一开场就问说，‘神给你饭吃了没有？’我说，‘神实在是给我吃了。’后来又试验我：‘你为什么叫那个大会作复兴会？’他们怀疑我是要复兴中华。我就慢慢告诉他，我们的召会凡事都照着圣经，在各公会是叫‘奋兴会’，这个在圣经里是没有的；圣经是说‘复兴会’。那天他桌子上正好有一本先前我送给他的圣经，他马上把圣经丢给我，要我证明圣经那里说到‘复兴’。我一翻就翻到哈巴谷三章二节，我指给他看：‘耶和华阿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’我说，就是这个复兴。那才把他完全征服了。他想圣经有一千多面，他问我一个辞，我一下子就翻出来，证明我实在是个神迷，只懂圣经。这才了事。
晚上梦又来了，又是一只狗，这次不是大狼狗，而是一只小狗。这只小狗看看我，很不好意思，摆摆尾巴，就从北方住宅院墙下靠近大门边的小洞钻出去了。我一醒来，就知道没事了，没问题了。果真，他们再找我时，不仅表示他们的抱歉与亏待，甚至那个态度就像那只小狗一样。在送我回去以前，就送信给我内人，请她把干净的长袍大褂送来给我，还找理发师给我理发，并且请我吃一顿饭。到了晚上就送我回家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。
我回家以后，过了一个主日，周一，日本人又来了，很客气的又对我说对不起，然后请我帮忙作点类似监视的事，我含糊的应付过去。下一周，他们又来了，问我有没有情报提供给他们。感谢主，正在进退两难之际，我突然吐血，倒了下来，患了非常严重的肺病。消息传出去，日本人最怕肺病，就对我放了手，但规定我出入烟台，必须特别到宪兵队去申请。
当时我本想离开烟台，但有些熟知时局的弟兄劝我先不要动；我就在烟台养病一年。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间，日本人无暇注意我，我就把家眷留在烟台，自己到青岛再休养一年。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答应无条件投降，一切正如我所作的梦，主把我救出来，脱开一切的艰难。以后大陆变色，我就在倪弟兄打发下离开大陆，在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