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篇信息我们要交通到，关于主在台湾岛上的工作，应该如何再往前去。为着帮助我们看得透彻，首先，我们必须对召会历史的演变，有一个概括的观察，并要了解今日基督教的概况。
约在主后九十年左右，约翰写完启示录，也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；这时，关于主的神圣启示以及整个新约圣经，才有了总结和完成。不过当时，新约各卷书还没有集中在一起，也尚未完全确定。到主后三二五年奈西亚大会为止，只确定了二十卷新约圣经，还有七卷没有确定，其中有两卷是非常基要的，就是启示录和希伯来书。新约中若是缺了这两卷书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；因为希伯来书是保罗职事的著作，启示录是约翰职事的著作。就着新约的启示说，最重要的职事，第一是保罗，第二是约翰。然而，直到主后三二五年奈西亚大会时，新约只有二十卷，并且这二十卷书就是信经（Creed）的根据。
直到今天，天主教和更正教都以信经为他们信仰的基础。几乎在所有公会的礼拜堂里，每个主日他们都要背诵两篇东西：一篇是信经，一篇是主祷文。他们信仰的基础，按照他们的实行来说，并不是圣经，而是信经。
已过一百五十年，基督教中有三个强而有力的宗派，都正式声明、强调，他们不要信经，只要圣经。这三大派，第一是弟兄会；这是第一个批评信经的团体。他们说，‘我们不要任何的代替品，我们只要神的神圣启示，就是全部圣经六十六卷。’其次，是今天全美最大的基督教宗派，也就是全世界基督教最大的一个宗派—南浸信会。南浸信会的口号是：‘只要圣经，不要信经（No creed but the Bible）’。第三派是‘基督教会’（Church of Christ），他们的教导和弟兄会相当雷同，也没有特别的名称，仅仅说他们就是基督的教会。有时他们也挂了一个牌子：‘只要圣经，不要信经。’除了这三派之外，我们也是只要圣经，不要信经，所以可说是第四派。我们是从中国兴起来的；开头我们就一再声明，我们不要信经；因为信经不可靠，信经把神的话语铲除了，信经不够完全。
主后三二五年，奈西亚大会确定了信经，那时他们所根据的圣经，只有二十卷。他们所缺的七卷是：启示录、希伯来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、彼得后书、雅各书、以及犹大书。新约从希伯来书到启示录共有九卷，当时只有约翰一书和彼得前书被公认，其余七卷仍是被拒绝的。
奈西亚大会主要的重点，是要定规三一神的定义；然而，当时所缺少的那七卷，最明显的就是论到三一神的启示。比如启示录讲‘七灵’，（一4，）这七灵就是三一神的灵。然而，信经并没有题到七灵；信经里讲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却没有讲七灵。乃是到了主后三九七年的迦太基大会，才确定接受那七卷书信；这时，新约圣经才正式全部确定。所以，我们很有立场说，奈西亚大会并没有把圣经完全包括在内；因这缘故，我们不能要信经，也不能跟随信经。
从迦太基大会以后，关于三一神的定义仍有争执，所以就一直召开大会。直到大约主后五七○年，天主教的教皇系统被公认，就不需要再开大会，而是由教皇来裁决。天主教认为，彼得是基督正统的承继人，又在罗马作过监督，所以就是第一任教皇。教皇等于是召会的头，他说的话就是召会说的话。所以，天主教的教训是，众圣徒都得听召会的话。他们从来不说圣经怎么说，也不说神怎么说，主怎么说，总是说召会怎么说。所谓召会怎么说，意即教皇怎么说。所以，自第六世纪末以来，都是由教皇来断定争论。
现今基督徒的信仰根据，可分成几种。其中大多数是相信圣经六十六卷。有的是说根据信经。另有一班人说，他们的信仰是根据信经，加上大会的决议。所谓大会，第一个自然是奈西亚大会，之后还有五、六次大会，都是为着解决基本信仰的问题。所以直到今天，还有人说，‘我们必须跟随信经加上大会的决议。’
约在十年前，有一个基督教团体召开聚会，租用在安那翰的会议中心作会场。他们在外面张贴标语，说，他们只相信四福音，不相信保罗的书信。另外，天主教在圣经六十六卷之外，另加了几卷次经。实在说，那不叫次经，而是伪经；因为它不只是次等的，更是虚构的。这种带着伪经的圣经，不仅天主教刊印，圣经公会也印制。甚至一些传道人讲道时，也拿来引用。
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很多，我们无须多说。总之，我们是相信圣经六十六卷，包括旧约三十九卷，新约二十七卷。我们不接受天主教所增加的几卷次经，也不接受缺少了七卷书信的信经。我们的信仰，乃是全本圣经。
自主后五七○年，教皇制度确立以后，天主教徒就都听命于教皇。到了十六世纪，路德马丁起来改教；他主张的第一点，就是不必凡事听从教皇的话。当时路德并没有意思要从天主教出来，只是想把听教皇的话这点改掉。他没有意思要脱教，他只有一个意念，要改教；他没有意思要推翻教皇，他只有一个意思要改革。他主张要听从圣经，而不是听从教皇；不是教皇说了算，而是圣经说的才算。
路德这样的主张，引起了一连串的斗争，甚至引起战争。当时德国地区可说是小国林立，各诸侯都不满教皇的欺压，想借题发挥，好脱离教皇的干涉，于是就出来保护路德。乃是这样的举动，引起了脱教运动；结果有一班人从天主教出来，却不幸又落入国教手里。德国地区因此成立了国教，其他一些北欧国家，如挪威、瑞典、丹麦等也起而效之。直到现在，德国百姓都得纳教会税。若是不纳，还得有特别的申请；必须理由充足才能被批准，否则时候一到，政府会强制征收。政府征收的税，就拿来给国教使用。
德国的国教是信义宗，意思是信仰因信称义。差不多的国教都是信义宗；信义宗就是路德宗，因为路德是第一个主张因信称义的人。然而，英国的国教并不是信义宗，英国国教的名称为The Anglican Church，原意为‘英国教会’；其另一个名称是‘圣公会’（The Episcopal Church）。Episcopal ，意即主教。所以，英国圣公会乃是实行主教制度的宗派；‘主教’就是监督的意思。这个作法乃是承袭天主教。
主教是圣品阶级制度的产物，完全是不合圣经的。圣经清楚说到，作监督的人就是长老；长老就是监督。行传二十章说，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请来，（17，）对他们说，‘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。’（28。）这证明长老就是监督。
在使徒们过去之后，有一班教导圣经的人，召会历史称他们为教父。实际上，‘教父’这个称谓并不合宜，因为主耶稣明明的告诉门徒：‘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那天上的。’（太二三9。）在第二世纪，有一位圣经教师，名叫以格那提（Ignatius），他也被尊为教父之一。但是他在说到长老和监督时，闯了大祸。他教导说，长老是治理一地的；监督却是管理一区的，列在长老之上。乃是这样一个讲法，产生了宗教组织（hierarchy）。
从那时起，十八个世纪以来，就形成了所谓圣品阶级。今天在天主教里，最基层的是神父；然后，神父可以升为辅祭，辅祭升为主教，主教再升为总主教，总主教再升为枢机主教，枢机主教就等于教皇的‘内阁’。现今天主教，在全世界共有一百多位枢机主教。当教皇去世时，就由枢机主教互相投票，选出新的教皇。教皇—枢机主教—总主教—主教—辅祭—神父，这一套制度就是宗教组织。今天全世界的宗教团体，组织最坚强、最严密的，就是天主教。
路德从天主教脱离出来，就是脱离了那一套宗教组织，可惜他又落入国教（State Church）里。每一个国教的首长，就是那个国家的国王。比如你若是圣公会的教友，你就等于是英国女王的百姓。每一个圣公会的教友，都是英国女王的属下，因为英国女王就是圣公会的元首。所以，每一个英国人生下来，就有双重身分：既是英国国民，也是圣公会的教友。这就是国教。
国教成立后，到了一千五百年左右，就有民间的私立召会兴起，如长老会、浸信会、以及中欧和德国一带的弟兄们（Brethren）。他们既不接受天主教，也不接受国教，因此，受到这两派对他们的大肆逼迫。那些受逼迫的人，都是出身民间的信徒，从其中就产生了清教徒。当时中欧是天主教，北欧是国教，这些清教徒在他们的逼迫下，只能四处流浪。
到了主后一千七百二、三十年，在今天德国南部，有一个叫作萨克森（Saxony）的地方。那里有一位袭有爵位的弟兄，名字叫作新生铎夫（Zinzendorf），他拥有一大片土地，不仅爱主，并且信仰相当纯正，大多照着圣经而行。当时，有一班清教徒无处可归，就陆续聚集到他那里一同聚会；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派，是从摩尔维亚经由波希米亚而来的；波希米亚就是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发动欧战的地方。那些人被称为‘摩尔维亚的弟兄们’；他们最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回到圣经，照着圣经聚集的，所以各方面的情形都相当好。
与新生铎夫同时，有卫斯理约翰（John Wesley）兴起来，在英国各处布道，成了有名的奋兴家。再过一百年，约在一八二○年代，英国的弟兄们兴起来了。他们对真理的认识超过了新生铎夫，亮光相当清楚。然而，这只是按着召会的一般实行来说。若按着圣经真理深奥的启示而言，他们比我们今天差得多。因着他们太注重道理，便落到字句里，结果分成了好多派别。现在所谓的弟兄会，最少分了一千多派。他们这一分裂，就把原有的基础丧失了；毫无疑问也使主的见证、主的同在失去了。
到了主后一九二○年，主在中国把我们兴起来。那时我们不是闭门造车，独创一格，乃是把召会的历史都参考过，并且对照了整本圣经。到了一九二二年，倪弟兄在中国南方福州，开始了第一个聚会，直到现在已有六十几年。中国北方的聚会，是一九三二年在烟台开始的，当时那里召会的责任，多半是托在我身上。从一九三二到一九八四年，我在主的恢复里已有五十二年。
自从主后一八二七年，英国的弟兄们兴起来以后，真理的亮光可说是非常的汹涌。他们中间有几位著名的圣经教师，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就是达秘。他们出版了许多的书，一百多年来帮助了无数的基督徒。司布真（Spurgeon）曾经称赞弟兄会的一个教师开雷威廉（William Kelley），说开雷的头脑像海洋那么大。马金多（Mackintosh）写了一部‘五经注解’；慕迪（Moody）曾指着自己的藏书说，‘人可以把这书架上的书都烧掉，只要留下圣经和马金多的摩西五经注解就够了。’这便证明弟兄会的道理，对人的影响甚钜。
在前半个世纪，美国的基督教最受司可福串珠圣经的影响。美国最高的神学院，如达拉斯神学院和慕迪神学院，都是根据司可福这本串珠圣经施教的。而司可福的圣经注释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根据弟兄会的道理。虽然他们没有接受弟兄们的道路，却完全接受了他们的道理。
一九二○年主在中国把我们兴起，那时第一次欧战在一九一八年刚结束，欧洲出版了许多属灵书报。不仅有弟兄会的，（弟兄会的亮光在一九○○年以后，逐渐衰落，）还有其他人的。如宾路易师母的书，出版时也是轰动一时，很有影响力；接着有司布真弟兄的书。这些书都相当有价值，大部分都在英国出版。美国也有一点，如宣信（A. B. Simpson）的书；他的诗歌有很多选在我们的诗歌本里。宣信所创办的差会，中文名称是宣道会；这位弟兄相当属灵，有几篇信息很闻名，都是基本的启示，说到基督作我们的生命。这些人的著作，都是在那五十年内出来的。
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直到今天三十九年了；按我所知道、所观察的，很难找到有属灵分量的书。或许有人会说，‘这话太过了。基督教出版的杂志、刊物不是很多么？’然而你若去看看，无论是在解经方面，或是在真理亮光方面，或是在生命供应方面，没有一本是有属灵分量的。
在华文方面，香港是华文基督教的中心，这些年来出版的情况，亦是如此。若要说到，从一八二○至一九三○年间，所出版具有相当分量的属灵书报有多少，那可说是不胜枚举。然而，若要问到已过三十多年里，到底那一本新出版的书，是有属灵价值的？可以说几乎没有。书刊是出版了不少，但都很零碎，没有什么属灵分量和价值。
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，一直在观察，有些弟兄们也在帮忙注意，却都几乎无法从基督教中，找出一本书刊甚或一篇信息，是结晶的，是有真理亮光或生命供应的。所幸，另一方面，还有一班学者，希腊文读得相当好；他们在近十多年内，出版了几本讲解新约希腊文的书籍。这些书可以说相当好，我们从其中得着莫大的助益。
我从一九三二年冬天开始使用希腊文圣经，至今已经用了五十二年。对于希腊文，从文学角度来说，我并不懂；但从使用而言，我可称得上是专家。已往那些关乎希腊文字义的书，还没有一本能像这十多来在美国所出版的那么好。然而，最多也就只有这一方面。至于亮光、真理、生命、解经等方面的出版，美国的情形和别处一样，也是一贫如洗。美国基督教出版界没有办法，只好把旧书搬出来重印。这是今天整个基督教的光景，是我总结的观察。基督教从使徒们过去直到现在，演变的历史就是如此。
今天在世界的各行各业里，各面都有长足的进步。特别在科学方面，进步得很快，电脑的使用越来越普遍；然而这三十多年来，基督教却一点也没有进步。
另一面，在主的恢复中，祂乃是一直将亮光倾倒下来。以读经为例，最近美国相当有影响力的一分基督教刊物，登载一篇文章，说到最好的读经方法，乃是祷读（pray-read）；这道道地地是我到美国后发明的辞句。在华语世界，最近也有一本书说，最好的读经方法，就是‘生命读经’的办法；这也是我们的发明。
一九二二年，倪弟兄开始出刊他的书报；那时在中国，凡有追求的基督徒，几乎都在他的影响力之下。特别是青年人，因着求知欲很强，更被激起爱慕研读真理的心。倪弟兄的信息很有影响力，因为亮光清楚，且满了生命的供应。我个人可以作这样的见证。过去为了研读真理，我陆续买了许多书；后来总是因着没有多少价值，也就陆续丢掉了。一九六二年我到美国，第二年我的家人带着许多箱书籍前来。再过二、三年，等我稍有工夫整理那些书时，便拿出来看看，最后五大箱书，十分之九是英文的，全被我撇弃了。惟一叫我得帮助，还留下来的，只有倪弟兄的书刊。
一九四九年，我们受主带领，从大陆来到台湾。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天天望着天花板叹息，觉得外面的环境相当令人失望。然而有一天，主给我感觉，虽然外面艰难，但从大陆先后迁移来台的弟兄姊妹，也有三、五百位。于是，我决定沿铁路由北到南，一路访问众圣徒和各地召会。走过一遍之后，我里面开始觉得真有可作的。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，在台北市召会一会所，我们有了头一次的特别聚会；那是台湾工作的开始。到了年底，人数就由三十位增加到九百位。
看到这个光景，我就觉得有设立福音书房的需要，起码要先刊印诗歌，好供圣徒使用。因此我就在我家里，开始写作的工作。我们先后出版福音诗歌和第二集诗歌，接着出版圣经要道。
过了一年多，我去菲律宾作工几个月；一九五一年回来，觉得应该出版一分刊物，于是出刊了‘话语职事’。后来，话语职事足足发行了三十三年。在基督教的刊物里，难得有一种刊物，连续出版二十年的；然而蒙主怜悯，话语职事这分刊物，从五一年一直出刊到八四年。头七、八年差不多都是我亲自修编，以后刘遂弟兄加进来。等到我往国外去，编辑的责任便担在他身上。初期在修稿上我还稍微帮一点忙，不久，他就可以完全担起来了。在南洋的弟兄们都知道，从话语职事出刊以来，东南亚各地召会，大部分属灵、亮光的供应，都是依靠话语职事。
一九六一年我到了美国。到了六三年，我看见那里有一个需要，就出版了一分英文刊物—水流报，并且成立水流出版社，开始出版我们的英文书报。到了那一年下半，我觉察到我们必须有一本英文诗歌，便下苦功与美国弟兄们合作，从基督教各宗各派，历代有名的诗歌里，选出大约八百首，再加上我自己写的约有二百五十首，另外从中文诗歌里翻译了三、四十首，辑成英文诗集一千零八十首。
帮助我的美国弟兄们，英文都不错，又懂音乐，又会修辞，把我所写的英文诗歌都押了韵，并且赋予节奏。再者，由于深感基督教诗歌里，对基督、灵、生命与召会这几类的缺乏，我所编写的二百多首诗歌，都偏重在基督、灵、生命与召会这些方面。因此可以说，这本英文诗歌，对于主在美国的恢复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，实在有莫大的帮助。
同时，这本诗歌也相当博得基督徒的重视。有的人就说，在美国两百年的历史里，还找不出这么一本诗集。实在说，人不必去读什么神学，只要花几年工夫，好好把这本诗歌研读过，他的神学必然有一定的水准。你若不信，只要把这本诗集的目录读一读，看看它的分类和分项，就知道其中神学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。
一九六七年我回到台湾，觉得中文诗歌也需要整顿，就请了几位华语弟兄帮忙，根据英文诗集整理。所以，现在的中文诗歌里，有带着英文诗歌的首数。然而，我们并没有把英文诗歌全翻译成中文。因为当初编英文诗歌，不仅是为着我们自己，也是为着给美国基督教知道，我们是懂真理的，我们的神学是综合性、不偏不倚的，各宗派的好东西都在这里。等到编中文诗歌时，我们觉得不必有这层用意，于是只采集了六百多首。现在我们所用的中文诗歌，一共是七百八十多首。
一九六三年，我在美国开始有了文字工作。十年后，到了一九七四年，我们觉得，在美国的工作到一个地步，若要再往前发展，洛杉矶并不是个太适宜的地方。于是，我们开始寻求出路。那时虽不太清楚，却也就这样搬到安那翰。初到之时，安那翰所在的橙县，是个新兴的城市，华人不过三、五千，大部分都是美国人。不料在这十年内，因着美国移民法的修改，每年有两万多华人移民到美国，而后又增加到每年四万多；结果，橙县竟成为今日华侨在美国定居最好的地方，现今已有近三万华人。
在安那翰，我们找到一块地，共有二亩半；每亩是四万三千五百六十平方尺，合计有十万八千九百平方尺。那块地几乎没有花多少钱买到的，只付了约二万二千美金，而后每月再付一千多元。我们在这块地上盖了一个会所，宽一百二十尺，长二百二十尺，每层的面积有两万六千多平方尺，可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会所。六、七年前要盖这么一个会所，材料费需要八十万美金，建筑费需要一百二、三十万。然而我们盖的时候，省下了建筑费，因为都是各地弟兄们奉献时间来盖造；许多青年人为此牺牲了半年的学业。那是一九七六年上半年，约有七十到八十位弟兄们这样作。本地的弟兄姊妹，也在晚上来盖造。所以，经过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，就把会所盖造起来了。主乃是这样给了我们一个大会所。
一到安那翰，我们就有一个感觉，要改变工作的作法，并且每年要有两次训练，冬季一次，夏季一次，要把新约完全解释过。因此，我便重新翻译新约，并且加上注解；每年夏、冬两季，各讲三十篇信息。感谢主，到今年冬天就整整十一年，前后举行了二十二次，现在只剩下使徒行传。等到今年十二月底，新约二十七卷的恢复本，就会全数翻译并完成注解。我很清楚，必须把这段时间摆出来；我不能花太多时间去看望，并照顾各处的召会。每半年我用三个月至三个半月的时间，翻译恢复本和编写注解。在我写的时候，总有两个助手：一个替我抄写，由我口述；另一个替我读参考书。每半年一次的大训练，需要这样花三个半月作工，平均每天要费四至五个小时写作。这实在是主的恩典，因为这样的工作真是劳苦。每一年上半年三个半月，下半年三个半月，这样作了十一年，才把新约作完。
新约圣经恢复本不仅是重新翻译过，并且还带有丰富的注解；这不是轻易能作成的。至于生命读经，乃是根据恢复本的翻译、注解和串珠，化成信息释放的，每次训练讲三十篇；到修改成书时，差不多再加五成的分量，编成四十至五十篇的信息。现今全套生命读经，只缺使徒行传这卷书。我们先刊印保罗的十四封书信为九大册，到明年春天，新约其余部分也会装订成八大册。这样，全部新约生命读经一共是十七大册。
明年夏天开始，我有一个负担，要讲‘新约总论’。这可能需要二至三次训练，一次有三十篇信息。这样，新约生命读经就能完全结束、总结。我绝对相信，对有心追求的圣徒，特别是各地爱主、愿意追求真理的青年人，这实在是一个基础的供应。
我的点在这里：一面，基督教三十九年来没有出版什么有分量的东西；另一面，主在我们中间，实在释放了许多丰富。倪弟兄在世时，已经相当有属灵的东西；到了已过十一年，因着生命读经的信息，亮光就更多了。以马金多的五经注解为例，和我们的创世记、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相比，仍差了许多。
我愿意告诉你们，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为着供应文字、录影带、录音带，在美国的职事站和台湾的福音书房，共有四十几位弟兄姊妹，全时间服事这分工作。此外，在美国平均还有四十个人，是不定时来帮忙的。现在的文字工作，需要这么多人才服事得过来，这对于主的丰富的推广，实在是个很大的加强。
在美国安那翰的会所，有两万多平方尺的面积，第一层几乎都是职事站使用。另一个分站在德州欧文，差不多也把欧文召会会所的一楼，都作为印刷用；出版物都从那里出来，分送到美国各地。单是送到美国东岸的，每个月就是一部大货车。这都是主的怜悯。祂的亮光一直临到我们，特别是在已过两、三年，这亮光一直集中在神新约的经纶—三一神把祂自己分赐给我们，为着产生基督的身体。这是很高的启示。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即使是一些很大的团体，他们对基督身体的认识，可说是一无所知；但主却把我们带到这样高的地步。
自一九六一年我到美国开工后，几乎每年我都回来台湾，但召会的光景总令人不满意。然而这次我回来，看见圣徒在特会中的分享、反应，叫我大吃一惊。对于素质的灵、经纶的灵，即使是青少年圣徒都能琅琅上口；这使我觉得你们个个都是书香人家的子弟，个个出口成章。这说出台北召会的确是大有进步。圣徒在两次大会里的响应，进步良多，可说是诚于中形于外。特别是弟兄姊妹在聚会中的灵强，这样的空气的确能征服人、折服人；这是无法装假的。全台湾的弟兄姊妹实在是有进步，这是很可称赞的。
这些年来，台湾在各面的情形，无论是教育、经济、交通、社会，都有很大的进步。这对于主的恢复，实为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局面，召会是这么整齐，而且人才济济。或许有人以为，现在台湾经济富裕，生活提高，人不一定肯要主；不像三十五年前，那时大家刚从大陆出来，什么都没有着落，很自然就投靠主，所以容易接受福音。然而，我们却不这么认为。现在台湾的环境，对主恢复的往前，在条件上比从前是好得太多了。
三十多年前，我在这里曾有一篇事奉的交通，那时我对弟兄姊妹说，我从北到南把台湾走了一趟，实在看见这个地方适合于主的工作，我们应该在此忠心。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那些话语都成全了。这次我回来，也要说同样的话：现在是主的恢复在台湾最成熟的时候，若是我们不抓住机会，而错失良机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摆在我们前面的十年，将是最关键的时刻。
自一九四九年在台湾有主的恢复起，六、七年间人数增加了一百倍。起初人数不满五百，到了一九五六、五七年，就增加到了五万人。一九四九年我们开始聚会时，几乎什么都没有，完全是赤手空拳起家；但现今这里，什么都超过我们从前许多倍。那时，弟兄姊妹对真理也明白不多，今天却是人才济济。
有的弟兄告诉我，在台北召会，仅仅在职青年就有二千人。我听了一面很高兴，另一面觉得事实上还应该多几千，至少要多一倍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考量，如何运用这二千位在职青年？难道只是在这里享受主，好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，在山上搭三座棚，说在那里真好？（参太十七1～8。）不要忘了山下还有被鬼附的。（14～21。）今天我们在这里或许真好，聚会的座位很舒服，又有冷气，但你们肯不肯‘下山’，应付世人的需要呢？
现在台湾的众召会，应该要全体出动。若是众召会在这里全体出动，台湾这地便要蒙更大的祝福。已过三十几年，主为着祂自己祝福了台湾。国外许多人都说，短短三十几年，台湾能从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，实在是个奇迹。相信你我在此若是忠心，神还要加倍祝福这个地方。
从前西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，中国人教育不普及，听不懂真理。他们对什么是称义，什么是重生，都不懂；这逼得西教士只好办学校，将西方教育带进来。然而今天在台湾，你我所说的话大家都听得懂。我们出去传福音，若是对人说，‘你需要被称义，’‘你蒙称义了，还要得着灵，’人都会懂。主给台湾人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教育办得好，有成群的硕士、博士。至于交通方面，从高雄到台北只要四、五个小时。环境上，人人安居乐业，社会安定。同时，政府也给人民完全的自由。这对我们传福音实在是太便利了。所以，我们要‘下山’，世人需要我们顾惜。
若是台北召会能产生五百位全时间者，三年之内，至少会带进三万人。这话不是随便说的。一九四九年我在这里，带着弟兄姊妹们传福音，那时每年还要出国三、四个月；但仅仅头六、七年，人数就从五百人增加到五万人。当时那五百位，是老老少少都有；但今天台北召会，单单在职青年就有二千位，并且各方面都配合得上。这样一比，你们若传三年福音，难道还得不了三万人？或许你们会说，需要有人全时间，也得对他们有训练。我愿意说，只要你们有五百位全时间产生出来，我会回来带着你们一同拚上。
盼望你们想想，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，演变到今天是什么局面；再看看主在我们中间，给了我们多少亮光、祝福和预备。今天这个世界，似乎比从前的一个乡村还要小。那时交通既不方便，通讯也不发达，连电话都没有；今天，电话已经可以直拨世界各处。这样大好的良机，我们怎能不把握？我们在这里的召会，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，因着主的祝福，也有相当的基础；各阶层都有弟兄姊妹，传福音太容易了。所以，你们要到主面前祷告、寻求，到底主要你们怎么作。
主后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讲于台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