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经：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上，十四章六至十一节，十六至二十一节，二十三节，二十六节，十六章七节，十三至十五节，十七章二十一节，二十三节，二十章二十二节，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下，四章十三节。
我们上一次讲到倪弟兄一生所受的苦难。他因着贫穷、疾病，受到不少的苦难。不只如此，他也从基督教受到许多苦难。他们给他许多藐视、批评、反对、攻击和谣言。我把谣言列为末一项，因为那是最诡诈、最破坏人的东西。我们都必须知道，撒但是一个说谎者，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。谣言就是谎言。
你们若回头去看主耶稣，就知道在四福音里，犹太教的人也是这样对待主，藐视祂，批评祂，反对祂，攻击祂，也散布祂一些谣言。并且在使徒行传里，犹太教的人也是照样对待使徒们。今天宗教的人也照样对待在主恢复里真正跟随主的人。藐视、批评、反对、攻击、散播谣言，这些都是老法，是撒但基本的手法，是仇敌的杰作。
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在一九三四年夏季，在上海，我与倪弟兄同乘一辆汽车到郊区去。当他驾着车的时候，他转过来对我说，‘弟兄，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外邦人去。’他这话是引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的话。保罗与巴拿巴把福音传给神的百姓犹太人，但是犹太人弃绝了，并且逼迫他们，于是保罗与巴拿巴对他们说，‘你们弃绝这道…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’到了一九三四年，倪弟兄的职事可以说完全遭受到拒绝。在那年以前，他一直将他的职事向着基督教开启，但是从基督教所得到的只有这几样：藐视、批评、反对、攻击、散布谣言。所以那时他对我说，‘现在我们要转向外邦人去。’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更多注意把罪人带到教会来。
现在我们必须来看他受苦的另一项，就是从一同事奉的弟兄们所受的苦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些苦更是严重。从外人来的苦都是我们之外的，惟有从弟兄们受的苦是在我们中间的。
倪弟兄从弟兄们所受的第一个苦，就是被他们从教会中革除了。我已经对你们说过，最早的教会生活实行是在一九二二年，开始于他自己的家乡。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，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一九二四年他被革除了。换句话说，他被弟兄们弃绝了。在基督徒中间，从教会生活中被革除不是一件小事。他被革除不是仅仅在会中宣告，乃是正式明文宣布，并且是当他出外不在家的时候。
他曾将这被革除的整个经过细细交通给我听。那次他离开福州，去杭州作工，有人写信告诉他说，他被革除了。不要以为他是天使，可以不在意；他也是人。他自己对我说，这件事令他十分气愤。但是主来问他：‘你今后愿意在我手中么？或者愿意在你自己的手中？’因此他什么也不能作。等到杭州工作一完，他就回家。在那里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学生，也都是他带领得救的，他们对于所发的通告非常愤怒，他们不能接受，并且他们也都站在倪弟兄这一边。他们到码头迎接他，他一下船，那些年轻人就对他说，‘倪弟兄，你必须采取行动，你不能接受这种革除。’当然他又一次受到一点激动。看看来的这些人都站在他这边，他对他们说，他身体不舒服，有一点晕船，叫他们中间几个人当晚到他家里去。那晚去了不少人。在他们未来之先，从主那里有话来，要他不可有任何行动，不可为自己表白什么。所以当人来到他那里，挤成一堆，盼望有点什么反应，他出来时却非常平静，告诉他们说，‘弟兄们，我不能作什么，因为主不许我作。我惟一可作的事，是今晚收拾行李，明天离开这里。你们都要安静。’许多人都哭了，非常失望，有些人因此就不再聚会。于是他离开了那里，这是一九二四年发生的事。
在中文诗歌本里的第四百六十八首，就是倪弟兄在那时所写的，我永远忘不了那首诗。五十年过去了，到今天，这首诗还是非常感人，还是叫人灵得畅快。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是学习如何背负十架的，是学习如何不为自己表白的，是学习如何受苦而不开口的。
不久之后，倪弟兄有了负担出‘基督徒报’这分刊物。再后他有负担北上到上海，在那里开始一个新的工作。就在那时，上海的教会建立了，那是一九二六年底，一九二七年初的事。因为他接受了一次十字架深刻的工作，主的工作就借着他往前走了一步。
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一个原则。不错，教会是产生自基督的生命，但也是经过痛苦。连圣经也说，教会的产生是一种产难，正像妇人生产一样。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去到一个地方，能轻易的建立起一个教会，没有这件事。教会的产生是凭基督的生命，也是借一些人的受苦。
倪弟兄从弟兄们所受的第二个苦是异议。有些弟兄姊妹虽然未弃绝倪弟兄，但是对倪弟兄一直有异议。举例来说，从开头有一位姊妹，她年龄比倪弟兄大五、六岁。我想最好不要题她的名，因为我要讲到一点消极的事。（当你要说某人短处时，最好不要题名。）她是一个追求主的人，那时倪弟兄二十岁，她二十五、六岁。她很爱主，也有恩赐，从多方面得到人的尊敬，最后成了一位女旅行布道家。我最后一次听说她的事是在战时，她在中国首都一个神学院教书，她被基督教看为很了不起的一个人。她在最初教会生活开始时就在其中了。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就是她一直与倪弟兄表示异议。跟着那六位开革倪弟兄的弟兄，她是一直对倪弟兄持异议者。在一九三四年元月，当我们在上海参加第三次得胜聚会的时候，我见她在聚会中，但是她在聚会中一直表示异议。当倪弟兄讲道的时候，她是一直摇头。你知道这是一种痛苦。她比倪弟兄年长，且多方受到人的敬重，而她又向倪弟兄持异议。
你们不要以为，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对倪弟兄表示异议。我举出这位姊妹作一个例证，她可算是最强的持异议者。教会生活已经遍满中国各地，而她不在里面。在最起初时她在里头，后来又出去了。这些异议对倪弟兄来说，实在是一种痛苦。
倪弟兄还从弟兄们受到一种痛苦，这痛苦是从人的不成熟与人的无能而来的。他与弟兄们一同作工，背负责任，但是其余的弟兄们与他无法比较。他是那么成熟，那么行，而别的人是既不成熟，又不行。这真是痛苦。
在五十年前，在中国，倪弟兄是一个奇特的人。他比其余的人不知在前多少。许多他所见到的，弟兄们并没有看见。他们不成熟，又不行，这对他来说就变成一种痛苦。这是我刚刚进到这工作里时所见到的。他们不能作什么，但是喜欢喋喋不休，因此也成了别人的难处。你们要知道，在教会生活中，好的工人不多说话，凡好说话的都作不出什么工。你不要受人的欺骗。
接下去还有人的顽梗。让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非常实际。我进入这工作，是在教会生活开始以后十一年的事。当我到上海的时候，是倪弟兄邀我去访问的，他把我留在那里四个月之久。到那段时间的末了，他来找我说，‘李弟兄，我们同工们觉得，你要把家迁来这里，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一同作工。你到主面前去，看主怎么说。’于是我就到主面前去，也清楚应该怎样作，于是我进到工作里面。他立刻将我摆在一个责任的地位上。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样？我是一个新手，而其余的人至少也作工五、六年了。我只是一个新来的人，倪弟兄却把很重的责任安排给我，并且指定我和他同作一些事。我发现所有其余的弟兄们都各忙各的，只有一位例外。他比我年长，也比倪弟兄年长。我那时大概是二十六，倪弟兄是二十八，只差两岁，而那一位已经过了三十五。在他进到工作里来以前，是一位邮政局长，有一点阅历。有一天有一位很聪明，很有学问的人来了，他打算去美国深造。那时他刚刚得救，很盼望在赴美以前受浸。他来过一、两次聚会，倪弟兄对他的情形很清楚，但是这位作过邮政局长的弟兄说，‘不行，他太陌生，只来了一、两次聚会，我们不该为这样一个人施浸。’倪弟兄说，‘弟兄，你担心什么？’他说，‘我担心他可能没有得救。’然后倪弟兄说，‘你可否将所有责任由我来负担？如果这事错了，我在主面前负责。’他还是说，‘不。’不管倪弟兄怎么说，他坚持不同意。这真叫倪弟兄受苦，这只是一件事。
在起头的时候，倪弟兄从基督教许多不同实行中采取许多东西。他从某一种实行中采取了圣洁，又从某一种实行中采取了受浸，又从某一种实行中选取了另一件。他对于我们聚会的路，大体是从弟兄会的实行选取来的。在弟兄会的聚会中，姊妹是不许开口的，唱歌可以，但不可以祷告。直到今天，弟兄会还是不许姊妹在会中说话，包括不许祷告。
但是到了一九三二年以后，那就是我进到工作里的那一年，倪弟兄觉得在聚会中没有姊妹祷告，那对教会是一个太大的亏损。他清楚看见，姊妹们在会中祷告绝对是对的。但大多数所谓领头的人，都有一种印象或教训，就是在会中姊妹们不该说什么，姊妹们该闭口。倪弟兄与他们交通说，‘我们应该在聚会中释放姊妹们，让她们祷告。’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说，‘不可以！’以后我到了上海，逐渐发觉有这个问题存在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在这事上我几乎是头一个说阿们的人。这是一个小例子。
弟兄们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法，从开头样样事都是艰难的。正像开路一样，头一批人付上了代价，等到路一开好，别人就很容易在其上开车了。倪弟兄是开路者，他几乎是惟一的开路者。等到发生过一两次事情以后，我就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位上，因为他太孤单。
不要以为只有弟兄们是顽固强项的，有的时候在姊妹们身上这种难处更大。这种强项顽固给我们的痛苦也很大。所以我们都必须学习，一面忍受别人的顽固强项，但另一面永远不要向任何人强项。要学习对人说，‘好的，弟兄，如果你觉得是这样，我没有话说，我跟你！’不要太相信自己，要学习相信别人，相信你的弟兄，相信你的姊妹。这是一个美好的功课。
第四，就是弟兄们对地位的野心。感谢神，姊妹们不大会有野心。在弟兄们这一边，就有这一个难处。我再说，当我进到工作里，倪弟兄的健康情形不好，不能经常参加聚会。他作文字的工作，也照顾特会，经常的聚会就不能顾到了。我在那里，他便将聚会的责任交给我。当时有一位很活跃的弟兄，非常进取，处处表现他很爱主。我是一个年轻人，非常欣赏这位弟兄。在主日通常有三次聚会。有一次，在一个主日下午的聚会中，我请那位弟兄传一次信息。倪弟兄知道了这事，他责问我说，‘你不该请那位弟兄传信息。’我奇怪，这有什么错？可是他不愿对我说明什么。后来我发现，他本来是第三位进到教会生活里来的人。（第二位是眼科医生俞大夫，第一位就是我先前题起的那位顽梗的弟兄，这三位都是由上海内地会出来的。）从起初他就有野心要作领头的人，其实他完全不适合作头，不是那一种材料，所以倪弟兄不赞同这事。你们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么？自从一九二七年他进到教会，一直有野心要作长老，最后到一九四八年，在他进入教会生活二十一年之后，他离开了教会，在家里开始聚会，雇了一位游行传道人。正像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，人在家中设立偶像来敬拜，又雇人作祭司。这不过是一例。
在已过四十年间，我见到许多中国名传道人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过这条路。他们来聚会，期望得到一点地位。但是倪弟兄总是对人说，教会是一个有机体，不是一个组织，没有地位给任何人。你知道牙科医生干什么？他们就是给假牙一个地位。你安在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外来的，没有生命。我不愿把名字说给你们，但是没有人能与我辩论，今天许多有名的中国传道人，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，他们几乎都走过这条路。他们来与我们聚会一段时间，期望在工作上得到一些地位，但在末了发现没有什么可得的。于是他们离开我们，有的变成反对这路的人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野心。倪弟兄常公开对我们说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无论谁要得一个地位，他就永远得不到。
另有一个年轻人，很会装作，非常诡诈，他装出最属灵的样子。为着什么？为他的野心。在最初期，几乎全上海教会的人都被他骗了。逐渐的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前头负责的人，以及同工们，知道他一切都是假的，大家都同意处理这事。有一次教会突然召集了一次紧急聚会，全会众都来了。一位同工当场站起来，宣布他虚假的事，于是许多人都起来定罪他，全会众都定罪他。于是他离开了。等他离开之后，就被当日中国最高的神学院聘为教师。这就是基督教。
我必须对你们年轻人说，在教会里有这一个问题，就是弟兄们寻求地位的野心。这个使得倪弟兄受许多苦。他曾告诉我，他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些事。到末了他什么也不能作，只好让它去。他说，‘我没有什么地位给人，别人也从来没有给我一个地位。谁愿留下就留下，谁愿离去就离去。’那时有一些分裂，就是由于这种野心导致的。
要知道，有野心的人从来不承认他有野心。等到他们引发分裂以后，他们总有一种理由。他们总会罩上一件外衣，一件道理的外衣。他们说，‘教会在这道理上有错，我在主面前清楚了。’这全是装作、托辞，是罩盖他们野心的外衣。
还有一点我觉察到的，就是弟兄们的背叛。（有时包括姊妹们的背叛。）当我年轻时，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，读到他们背叛摩西，我觉得希奇，信不来。但是当我进到教会生活里，我发现背叛。不只有从外人来的攻击，更有从里面人来的背叛。到末了不只背叛，攻击也来了。从弟兄们来的攻击。
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最实在的事，使倪弟兄受了许多苦，那就是他的婚姻。直到一九三四年为止，他还没有成家，那时他大概是三十二岁。他母亲是在中国式家庭里的人，非常关心他的婚事。他是长子，三十二岁还不结婚，因为其中有一点复杂的关系。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间，我们在杭州又有特会。倪母南下来看同工的姊妹李渊如小姐，她比倪弟兄大约长八岁，她是同工中年龄最大的，那时大约是四十岁。倪母来对李小姐说，‘不管怎样，你们一定要帮助，让倪弟兄结婚。’这位年长的姊妹说，‘当然，我们乐于帮助他结婚。’于是倪母去见倪弟兄，结果他答应了。就在十天特会过后的一天，他结婚了；我被倪弟兄选作伴郎，还有一位比他年长的栾腓力弟兄则被请作司仪。
就因这次的婚姻，不久之后掀起了大风波。这场风波的掀起包括了三方面。一方面是来自倪师母的姑母。倪师母从小失去双亲，在姑母手下养大，这位姑母极不赞成她侄女下嫁一位穷传道。我必须告诉你们，在四五十年前，在中国人眼中，尤其在上等社会里，认为传道人和乞丐差不多。倪师母的背景算是上等社会的家庭，因此他们不同意，尤其姑母不同意。他们就起来反对。基督教人士知道了这件事，他们就联合起来；加上在教会中间也有一些属肉体的人参与这事，三方都起来反对倪弟兄。
我作过伴郎以后就离去了，回到北方休息。有电报来告诉我这些事，于是我回到上海。简单的说，这是一场大风波。有一天早晨，倪弟兄来见我说，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桩婚姻会发生这样的风波：‘你看，我们所有的名字都被刊载在这大城的最大报纸上了。’我不愿讲其中的细节。最后倪弟兄离开上海，驾车到千里外的另一个省分；我被留在上海，应付那些难处。所以不要以为教会生活经常总是晴朗的天，所有教会里的人都是天使。不！即或他们都是天使，撒但也会偷偷塞进好些小鬼来。
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最大的风暴。在中国，早期经济的情形不算好。有好些人被主兴起来凭信心事奉，信靠神生活。我曾告诉过你们我的见证，现在再讲一件事。一九三六年我被工作打发到北方，故都北平工作。那时候在我们中间，工作只打发人而不供应人什么的。他们说，‘李弟兄，我们有主引导，觉得你该去北平，你怎么说？’我说，‘阿们！’于是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一切的需要都得仰靠神来供给。当时我到了北平，看看这城市相当大，心里想说，最好买一辆脚踏车，行动就方便了。我为此祷告主，里面觉得主说，‘去买吧！’我对主说，‘我现在口袋里有一些钱，但只够搬家用。’但里面深处总觉得可以去买车，主会给我钱。这大概是周五或周六的事。等到主日擘饼以后，奉献箱里开出一个包，是给我的，两块钱。下周周一，有一位年长的弟兄来见我，和我谈话很久。在他离开时，留下一个信封在茶几上，说，‘李弟兄，这是为你的。’他去后我打开一看，有十块钱。在同一天又来了一封挂号信，里面有一张二十元的汇票，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汇来的。当我出去邮局兑换汇票时，路经一家脚踏车店，进去就看见一辆脚踏车；样样都合意，我就买下了；车价外加牌照税，合计三十二元。我买了车，回家心里真是快乐，就到书房跪下感谢主。当我正祷告的时候，主指给我看，从主日晚上起我正好收到三十二元。很自然的我在主面前流泪，感谢主的信实。
我这是举例给你们看，我们早期是如何过生活的。那时有许多人被主兴起来，但是经济的情况不好。因此好些人都受到试炼，也有好些人生病。有一天倪弟兄在聚会中给我们一点统计的数字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工是死于肺结核，并且年岁都不大，都是三十五到四十的样子。我曾对你们说过，倪弟兄经常用他收入的三分之一帮助别人，但这笔需要太大。简略的告诉你们一点故事，到一九四○、四一年，倪弟兄的二弟是一位药剂师，他在中国生产几种药品，但不太善于经营，因此要求倪弟兄进来。于是倪弟兄就接受了那个经营，作为供应工作需要的一个机会。不久之后，有些在药厂工作的弟兄，因着有野心要得更高的地位，就在教会的弟兄们中间制造了一些误会；这些误会就像滚雪球一般，越滚越大，大到一个地步，整个在上海的教会都起来反对倪弟兄，逼得倪弟兄只好离开上海。就在同一个时候，上海在日本的占领之下，在上海的日本宪兵当局，强逼上海教会参加一个基督徒的伪组织，这组织是听命于日本军事当局的。教会不能这样作，所以也被逼停止聚会了。
在这样一个混乱之下，倪弟兄停止了他的职事，离开上海去到内地，在重庆继续进行他的药厂工作。他的职事一停就是六年。有的人说，他太忙，太被他的事业霸占，因此没有时间尽职事。那纯属谣言。他停了职事，不是由于太忙，而是因弟兄们的背叛。这是那几年他所受最大的痛苦。
等到那六年过去了，到了一九四八年，有一次大复兴在我们中间被带进来。借着那次的复兴，背叛的人几乎全部懊悔，向倪弟兄悔改认罪，于是倪弟兄回到他的职事上。（我愿顺便说一句话，虽然那么多人背叛反对倪弟兄，但他们并没有反对教会，那是一个见证。几乎没有一个人回到宗派去，他们还是留在教会里。）
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。在那次复兴的时候，上海教会决定要建造一个会所，当时找到一块地皮，买价要花十万五千美金；同时还要建造一个会所，内部可容三千个座位，外面可容二千人，又要花十万美金。这笔需要，在那时是一个相当重的负担。有一天晚上倪师母来见我，说，‘李弟兄，倪弟兄要你今晚去我们家，有事和你交通。’于是我就去了，他交给我三十七根金条，每条十两，总共是三百七十两黄金。（在那时的时价是一两黄金五十美金。）他说，‘把这拿去作为买地用。’我问说，‘这是从那里来的？’他说，‘是从药厂经营来的。’我感到惊讶。那时教会为买地建会所奉献已有半年之久，弟兄们的奉献加起来是三百七十两黄金。现在倪弟兄一笔交给我的，也就是那么多。
这是一段故事。在那次复兴之后，他开始有训练。不久共产党来到，占领了他花费许多钱所买下的训练中心。那是一座小山，上面盖了好些小屋，全都被没收。他自己也在一九五二年被捕，被监禁二十多年，最后死在监里。
我告诉你们，按照我的看法，以及我对他的认识，他一生没有度过一天安逸日子，一直是受苦的。经过所有这些苦难，他学习天然生命受对付，魂被对付，己受对付。在那六年被摆在一边的日子里，他所学最后的功课乃是外面之人的破碎。天然的人破碎了，然后灵才可能得释放。所以他不是仅仅传递知识道理给人，他所有的教训都有一些真实的经历。他从苦难中学了这些功课。
我们今天承受了所有的功课。我能向你们作见证，没有什么比我在倪弟兄身上所看见的苦难，帮助我一生更大。在他身上所见到的这些印象，是我终生难忘的。这些印象成了我基督徒生活中最大的帮助，我信这也是对教会莫大的帮助。我们今天的确承受了这样一笔遗产，这是倪弟兄付上了极大代价所换取的，这个代价就是他所受的苦难。
我再说，倪弟兄一生是一位受苦的人。他没有孩子，他的妻子约比他早七、八个月离世。她先去世，然后他才去。他什么也没有留下，他没有写什么遗嘱，他就是这样去了。不过从另一面说，他留下了不少。你们同意我的话么？在这里有众教会，有这许多属灵的丰富，都是神借着他留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