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经：启示录二章二节，六节，九节，十三至十五节，二十至二十四节，三章二节，九节，十五至十八节，二十节，十七章四至六节，十八章四节。
现在我们来看倪弟兄一生所受的苦难，就是他职事上所受的苦难。我的用意不是要叫你们看见他所受的苦，我的负担是要与你们交通到倪弟兄所学的属灵功课。我必须告诉你们，他所学得的功课都是从苦难中学来的。你们要容让我说这话，就是我曾有很长的时间与他在一起，接受他的帮助。我知道他的用意是要帮助我，因此他告诉了我所有主借着他作的事，以及他在主面前的学习。他所学的功课，几乎是从最起头开始的。这些交通对我是相当大的帮助。当时我虽未用笔记下这些事，但是我对于他从苦难中所学习的功课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，因此我永远忘不了这些事。大约是四十年前的事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、十二月，加上一九三四年正月、二月；就在这几个月中，许多次我坐在他的客厅，他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。有的是两千年来教会的历史，有的是主借他在我们中间所开始的恢复。他经历了许多苦难，因此他学了许多功课。
第一，他所受的苦难是贫穷。那时他是一个学生。那些日子中国的经济情况远不如今日的台湾。倪弟兄蒙到光照，他必须照着他所看见的来完成主的呼召，来事奉主。换句话说，他必须凭着对神的信心来事奉主。他非常清楚的看见，他不能受雇于任何个人，任何差会，任何宗派，任何所谓的教会。甚至他不能对任何的要求有承诺。因此他操练单纯对神的信靠。要知道，那是艰难的。我从一九三三年开始，也接受他走的路，也靠主过生活。当然我们学习认识主的信实，这是无疑的。但是在那种经济的情况下，我们学知什么是贫穷。
我想张宜纶弟兄能告诉你们，早年当倪弟兄住在上海的时候，有时整天除了一点馒头以外，什么也没有吃的。我信这样的情况不只一次。有时到一种地步，真是连下一顿饭在那里也不知道。这种苦连我和别的同工也吃过。但是主也实在行神迹，把我们带过难关。
我要说到一点我自己的见证。那是在一九三七年，我正在华北北平一带作工，倪弟兄打电报给我们，要众同工参加一九三七年正月间的特会，他要释放关于教会生活的信息。我们接到了电报，当晚便上了火车，花三十六小时在车上。火车有头等，有卧铺，但我们没有钱，只能乘三等车。等到在上海的同工特会之后，我被邀请下到杭州，在那里讲道；也被邀请去首都南京，又经过好些城市。这样，我离家约有两个半月之久。因为我急着离开，对于家人一点也没有安排，事实上也无钱安顿家人的需要，就这样离开了。我内人那时有四个孩子，一个刚生不久；等到我离家约四周之后，他们面临断炊困境。我内人就告诉两个较大的孩子，要他们跪下为明天的需要祷告。那是晚上的事，内人与两个大孩子一同跪下祷告，求告主。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么？他们祷告后不久，有一位年长的姊妹，不算太爱主的，她的经济情况比较好，在深夜的时候来到我家。这是不寻常的事，她平时聚会也不太正常，但在那晚，没有聚会，她来敲门。我内人去应门，她说，‘当我在家时，心中觉得不安，不能睡，非常清楚觉得应该来送这个封包给你。’于是她放下封包就走了。走后，我内人开了封包，是一笔钱。我告诉你们，当日我们生活的情形就是如此。
你们要知道，在四、五十年以前，在中国那种经济情况之下，要信靠神生活，没有被人雇用，没有职业，没有人应许你什么，那真是艰难。而倪弟兄在全中国，在这条路上可说是先锋。他受了这方面的苦。赞美主，他开了这条路。主耶稣真需要他，也用他开这条路，我们只是跟从的人。所以有时人说，‘你是跟从倪柝声的。’我说，‘太好了！’直到永世，我都要说，‘荣耀！’
第二，他的苦难有相当部分来自他身体的病痛。他身体不好。第一他患肺结核，他多年带着肺病。一九二九年他几乎要死，真的几乎要死。最好你去读他自己的见证。他特别告诉人，关于他所经历的医治。
他的胃也有毛病，此外还常年带着一种心脏病。他常常告诉我，他随时都可能死去。我好几次看见他倚着一根柺杖，很痛苦。当他讲话的时候是痛苦的。他常告诉我，好几次在讲话的时候出冷汗。他受了许多苦。我有点相信，去年六月初他在监牢里是死于心脏病。他一直带着这病，将近四十年之久。他是一直在受苦。他几次告诉我，他在开特会的期间，是一直躺卧在床；直到聚会的时候，他就起身赴会，等到一讲完就又回家躺下。
他一直未婚，直到一九三四年。他最晚是在一九二三年开始他的职事，十一年过去，没有妻子帮助他，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。在这方面他也一直受苦。
在贫穷的生活中，他学习了信心的功课。他知道如何作小百合，在地上不靠别的，只靠神。他是一朵真百合，活在地上没有任何人的帮助，只因信靠神而活。他学了这功课。因着他身体的疾病，他也学了许多倚靠神的功课，甚至他学习了如何靠复活生命而活，以应付他身体上的需要。许多时候他不是靠身体的力量来服事，而是靠复活的生命。赞美主，借着这一切苦难，他学了真实的功课。我没法告诉你们，他所学的这些功课帮助我们有多少。至少我能见证说，我从他的经历得了最大的帮助。
第三，他的苦难是来自基督教的各种逼迫。
首先基督教藐视轻看他。在早年的时候，他们说，‘倪柝声是谁？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’甚至当他出了‘属灵人’那套书，我确实听见一位被认为是头号大牧师的对人说，‘哦，倪柝声只是一个聪明人，他很能读英文书，他不过是把那些书上的东西拣来翻成中文。’要知道，批评比起藐视来还算好。我情愿忍受被批评，而不愿忍受被藐视。批评是真正的割礼，把你割得不成样子，但是藐视比这个还要厉害。倪弟兄忍受了这些。他学习认识，什么叫作被人藐视。那时不只他一人，还有别人，他们非常喜欢用希伯来十三章十三节的话：‘这样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，忍受祂所受的凌辱。’他操练这一个，我们有些人也跟他忍受这凌辱。我们认凌辱为十字架。我们越被藐视，就越快乐，因为我们背了十字架。
接着基督教就开始批评。先是藐视，接着是批评。当然倪柝声实在应该被批评，因为他弃绝否认整个基督教。你若能读到一九二五、二六年间他所出版的书报，你就能发觉，这个年轻人在四十八年前真的摧毁了整个基督教。由于他那二十四期的刊物，整个基督教完了。这些书是我所有认识的根源。今天有人定罪我说，李常受与倪柝声不一样；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。如果李常受要来摧毁基督教，那么四十八年前倪柝声早就作了。老实说，十个李常受也比不过一个倪柝声，他比我厉害十倍。你想基督教怎可能不批评他？基督教不单是经常批评，并且是防御性的批评。基督教必须护卫自己，有许多文字出来批评。
我注意到，由于被人批评，倪弟兄学习了真正对付肉体的功课。他被批评，但是从无肉体的反应。但不要以为他不是肉体，不要以为他是天使。地上没有天使，我们都是肉体。但是因被人批评，他学了功课。什么功课？就是对付肉体的功课。
紧接着批评，反对跟上来了，整个基督教起来反对他。在中国，全基督教有一种消息性的刊物，几乎期期都是反对。对于这些反对，你是无法想像的。
紧接反对，就是攻击。他们尽力攻击倪弟兄这个人，尽力要把他打倒。我信，如果法律许可，他们会把他杀掉。但是那时中国已经是一个法治国家，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因此无人能因宗教原因杀一个人。无论怎样，他是多方受到攻击。并且最厉害的攻击还不是来自中国的基督徒，而是来自西教士。因为西教士以为，他们舍弃自己的国家、家庭，为主耶稣牺牲了那么多，来到中国这样一个异教之地，帮助人得救，并且立下差会教会的基础，长老会差会教士帮助建立长老教会，浸信会差会教士帮助建立浸信会教会；现在这里有一个青年人，从未出过国，从未接触过基督教，竟起来写文字要毁坏宣教士所建立的各宗派的根基！（其实这并不真实。倪弟兄由于读历史，他与基督教已有相当接触，而他们竟以为他从未接触过。）并且他告诉中国的基督徒，包括所有的西教士说，所有这些宗派都错了，只该有一种教会，就是在地方上的。他说，‘为着西教士到中国来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感谢你们。但你们作错了一些事，你们不该来建立你们差会的教会。“长老会”的名称应该撕下来，“浸信会”的招牌应该取下来。’假定你当日是一位宣教士，你对这样一个人作何感想？事情就是这样：攻击，攻击。但是由于受到攻击，倪弟兄学了一个功课，叫他的动机得到纯净。他曾确切的对我说，当他被人攻击的时候，尤其是被西教士攻击的时候，他就自问：‘哦！也许我错了，否则为什么有这么多主的仆人攻击我呢？’你看见由于这样遭人攻击，他蒙保守，一直自问到底他的动机是否清洁。他实在学到一个动机清洁的功课。
也许是一九三五年，我去杭州带几天聚会，有一点工作。回来后有一次他把我带到一边。（我们从来不瞎聊，不随便谈天说地。）我想他是从主受感，特意要试验我。他突然间问我：‘你为什么去杭州？为什么去杭州？’我大感惊讶，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？我说，‘我觉得在杭州有些弟兄需要我的帮助，所以特意去帮助他们。’你们知道他说什么？他的话很直，他说，‘你这是政治家作风。’我说，‘什么？请你讲清楚些，我不领会。’我真的不领会。我认为我是主的一个小仆人，我去那里服事，他怎么会想说我是耍政治呢？他说，‘因为你是怀着一个目的去的。’我说，‘我的目的不坏，我去是为帮助他们！’他说，‘不错，那就是政治。’我说，‘倪弟兄，那我没法事奉主了。’然后，他帮助我领会：‘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，你不该有一个目的。你为什么要去那里？应该是主这样带领，主带你去，所以你必须去。你要作什么，你不晓得，祂晓得。’这真是一个功课。弟兄们，直到今天我还在学这个功课。在你事奉主的一切行动上能没有目的，没有用心，真不太容易。你能说，你为主行动是没有一个目的的么？但照倪弟兄所学的，只要你有一个目的，不管是坏的目的，好的目的，你就是政治家，你就是在玩弄政治。哦，那是一个难学的功课。但这个帮助了我，帮助我问我的动机，我的动机在那里？我的动机是什么？这些功课不是从我来的，是倪弟兄学会的，我只是跟随而已。
他实在付上了重大的代价。他学了功课，再传给我。你们要知道，我们在他手下受训，不是单学道理。他一直对我们说，‘不要抓道理，必须要学功课，要有学习。当你向人讲道理教训的时候，你的道理里必须有实际。你不能单给人道理，教导人，你需要一些真东西，这真东西只能从你经历中得来。’所以你们可以看见，他是借付上代价学了东西。
除开攻击以外，基督教也常常散播谣言，给他恶名。他们是尽所能的毁坏他的名誉，使他在这方面也受了不少苦。让我举一个例子。我头一次去上海，我花很长时间和他在一起，他告诉我，大概是在一九三○年前后，有一天和受恩教士的同工刘教士（Miss Groves）来找他。她听到一点谣言，所以来见倪弟兄，带着责备的语气对他说，‘我听说有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？’那时他还是一个单身汉，刘教士也是一位在属灵上帮助他的人，她有地位责备他。倪弟兄告诉我说，他答说，‘是的。’请注意，他回答说，‘是的。’于是刘教士说，‘怎么可以有女人和你住在一起？’于是她很不高兴，又非常失望的离开了。但倪弟兄告诉我，那时他身体不好，又没有人照应他，所以他母亲从很远的地方来，与他同住，并且照应他。‘这是真的，是有一个女人来与我同住，因为我生病了。’我真觉诧异。‘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她，那是你母亲呢？’你知道倪弟兄怎么回答？他说，‘她没有问我她是谁。’接下去他告诉我说，‘弟兄，我们必须学习，永远不说什么话来为自己表白。人无论问什么，只能告诉人事实，告诉人真情。’他说，‘刘教士责备我，我必须学一个功课，不为自己表白，我必须忍受这个责备。’我说，‘你为什么不告诉她，那是你母亲？’他说，‘她并没有问我她是谁，如果她问我，我会告诉她。但是她没有问，我不需要告诉她。如果我告诉她，就是为自己表白。’现在你们就能知道，为何在这一世纪来，他是在主手中一个最有用的器皿。
我也必须告诉你们，到了一九四二年，反对倪弟兄的大风波掀起了，几乎全部同工，以及领头的人，都反对倪弟兄。但感谢主，我和极少数的弟兄姊妹没有在反对之列。我告诉人说，‘不管你们告诉我倪弟兄多少的错，甚至他真是错了，我也没有地位说好说歹，因为我永远忘不了我从他所学习的。’我之所以信服他，是因为我与他在一起有很长的时间。我永远不能否认，他所学那个结实基本的东西，以后又把那个传给了我。我不管人们怎么说。有些基督教的领袖曾对我说，‘你是跟随一个人，跟随倪柝声。’我说，‘这太荣耀了。对我来说，我能跟随这样一位从主来的人，是一个荣耀。’
哦，有从基督教来的种种谣言，但也有从主来的表白。我只讲一个例子。一九三八、三九年他在英国，有一天他被人带去参加英国的开西大会。你们知道，那是一个了不起的聚会。那时开西聚会的主席是中国内地会的董事会主席，他听到一点倪弟兄的事；他看见倪弟兄赴会在场，就要求倪弟兄有一个祷告。那些年间被邀在开西大会说话是太荣耀的事，就是被请上台去祷告也是一件大事。当主席请他上去的时候，他不敢去。他问史百克先生，（是史百克先生带他去的，）史百克鼓励他说，‘你去吧！’于是他上了讲台，祷告了。就是那一个祷告把全会众抓住了。祷告之后，有人传信息。但是信息之后，没有人谈论那个信息，都谈到倪弟兄的祷告。不久之后，我在北平听见有人告诉我，倪弟兄如何在开西聚会中祷告，那次祷告如何抓住整个聚会。后来那位主席与他有很好的交谈，倪弟兄觉得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，与这一位在中国最好的差会的首领有一次交通。他们谈过话以后，这位内地会的主席完全赞同倪弟兄的感觉，于是他告诉倪弟兄说，‘弟兄，主在中国所托付在你身上的，正是戴德生先生所接受的负担，也正是我们所没有作到的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在中国的宣教士反对你，他们错了。’最后，这位主席特意到中国，在上海召集所有内地会的宣教士，并公开清楚的告诉他们说，‘你们反对一位名叫倪柝声的工作和职事，这事你们作错了。我特意来与你们相聚，叫你们知道，他一直所作的就是我们所该作的。就因为我们叫主失望，因此主兴起他来代替。所以我今天劝你们，也要求你们，永远不要再作任何事攻击他，反对他。’但是我告诉你们，等他回伦敦以后，西教士们攻击得更加厉害。
按照我所知道、所记得的，我信这是相当准确的，自从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开始在上海建立教会，直到他去世，他只有一次被邀请在公会讲道，那是一九三二年。今天我知道，那全是主打发他来为着我，他被我家乡一个公会邀请，他来了就住在我家，这是我们头一次会面。一面说那时他并不太出名，但是另一面他很出名，成为人攻击的对象。如果那时你去中国，问人说，‘全基督教攻击的是谁？’他们会告诉你说，‘倪柝声。’
我要说的话在这里：这些年来由于一些弟兄们大量翻译倪弟兄的著作，他们只出版一些有关基督作生命这方面的书，却尽力把教会一面的书掩藏起来。凡是书名上有‘教会’这样字眼的他们一概不要，甚至连倪弟兄的‘荣耀的教会’也不要。他们只要那些属灵一面的书。因为这些书帮助了成千成万的人，因此倪弟兄今天非常出名。其实这个与倪弟兄的本意是相背的，他从来不要这个。但是人们今天所给他的名声并不正确，并不公正。他们恨恶倪弟兄所宝爱的教会。我知道那些出版他书的人，一直尽力掩藏关于教会的书。在这方面，我实在成了一个捣乱者。他们是尽力掩藏关于教会的书，我是尽力出版关于教会的书。我请求你们回去读‘教会的路’英译本中我写的序言。因为伦敦出书的地方散播一种谣言说，在战后倪柝声改变了他的观念。他们说，‘在一九四五年以前，倪弟兄对于教会，对于宗派的观念的确是这样，但在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改了。因此今天的李常受是与倪柝声两样。’就是由于这个，我们出版了‘教会的路’这书，并且加注了谈话的日期、地方，其中没有一篇是在一九四五以前的，最早的一篇是在一九四八年，最后的一篇是在一九五一年。我指给人看说，倪弟兄从未改变过他的看法。在战后我与他一同作工至少有两年半之久，他曾把心中的全部负担告诉我，他说，‘我们在这里不是单为基督，我们是为基督，和祂的身体—教会。’
我不知有多少次，他将他的心向我敞开，往往从下午六点谈到半夜。在一九四七到四八两年间，这是常有的事，每次只有两三个人：我和他，或者再加上一位汪佩真小姐。我真能知道他的心在那里。但是今天在这许多基督徒中间，有一班所谓属灵的人，他们宝贝倪弟兄任何讲到基督作生命的信息，而尽所能的掩藏倪弟兄所讲关于教会的书。
让我再说几句话。我常对人说，今天有那么多称赞倪弟兄的人，但是假定倪弟兄在美国，许多爱他称赞他的人都将成为逼迫他的人。正像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讲的话：‘你们有祸了；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。’（路十一47。）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祂是说，如果先知们今天在这里，你们也会杀死他们。当倪弟兄在监牢门外之时，他仍在人攻击之下。今天他的名声比从前好，因为他是在监里。他的名声变好，是因为他在属灵一面的书出版了。
倪弟兄不单是为基督，他的异象也是为教会。基督作生命是为教会。我现在必须对你们说，仇敌是何等诡诈，仇敌使用一个超级的诡计，用属灵的一面来掩藏实行的一面。你们可以看见，倪弟兄所受的苦不是来自外邦世界，而是来自基督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