倪柝声弟兄得救以后，事奉主的心愿很强。他那时虽然还在念高中，却渴望到上海受余慈度的训练。他母亲答应了，余慈度也接受他到她的圣经学校里。但因他有些习惯，是余慈度所不称许的，就如晚起等，余慈度就决定不留他。有一次，余慈度差他到上海市区邮局去投寄一些邮件，由于路途遥远，路况恶劣，他花的时间比预料的长，余慈度断定他是跑去游玩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但余慈度还是叫他退学，他就回家，并且念完了两年的大学。
（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讲于福建鼓浪屿）
得救以后，我仍然在学校中，但对书本没有什么兴趣。别人带小说在课室中阅读，我就带圣经在课室中勤读。以后我想在属灵方面深造，就离开学校往上海余慈度所办的圣经学校受训练。但不久她就很客气的把我送回，我就回家了。送回的原因，她只说在那里住不方便。以后我知道，那时我的肉体未受对付，我要食得好，穿得好，早晨八时才起床。余慈度以为我是为着主的好材料，有前途；但以后发觉我的生活不行，就把我送回了。
那时我很灰心，觉得我的前途完了。我甚至自问是否得救。是得救了！我以为自己很好了，以为有千万方面的改变了，那知还有很多没有受对付，没有学功课。我确知主已救了我，呼召了我，所以不能灰心。我承认自己是不好，但过些时会有进步。
既然在属灵上深造的时候未到，我就决定再回学校。同学遇见我，也承认我改变了；但我的改变还不彻底，有时发脾气，有时出事。我有时候很像一个得救的人，有时候又很像一个未得救的人。
倪柝声弟兄还在学校的时候，因着寻求主，与和受恩（Margaret E. Barber）经常接触。和受恩是圣公会的宣教士，在上一世纪末被打发到中国的福建。其他的宣教士因着妒忌她，就捏造严重的罪状诬告她，使她被召回国。和受恩对主有活的认识，对十字架有深的经历，并且一直操练十字架的功课，所以对于别人的控告，她定意不为自己表白。她在英国家中住了几年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差会董事会的主席发现当初的控告是捏造的，就要求她说明事实真相。他说他知道和受恩在寻求学习十字架的功课，不愿为自己辩护，但他以在她之上权柄的身分，命令她说明事实真相。于是和受恩将整个故事原委说明。她在董事会跟前完全得了表白，董事会就决定再打发她回中国。然而，她觉得时候到了，就向差会辞职，但她仍有负担为着主的权益回中国去。
在这之前，和受恩就接触了潘汤（D. M. Panton），潘汤是一位了不起的圣经学者，也认识了宗派的邪恶。和受恩因着与他的接触，对于公会的事也就清楚了。
和受恩经过很久的祷告，觉得主自己要打发她回中国。她就回到中国，但这一次与任何差会都没有关联。从人的观点看，她在本世纪初回到中国，是自给的。她在倪弟兄的故乡福州的市郊住下。她住在那里，很少出外游行，也没有任何宣传。她只是留在家里，为着主在中国的行动多方祷告，并帮助那些因追求主而到她那里寻求指引的人。她无疑是主为着祂的恢复在中国所种下的种子。她写了好些诗辞，其中有许多经过整编收录在我们的诗歌本里。这些诗歌都展示在基督里顶深的经历。
和受恩凭信而活；她没有外来的支助。按中国人的规矩，一切账款须在年底付清。有一年年底，她发现自己还缺一百二十元，才能把账付清；过年前两天，她为这需要迫切向主祷告。到了那一年最后一天，潘汤从伦敦通过在福州的英国银行来了一封电报，所寄的款项刚好是一百二十元。
因着与和受恩的接触，倪弟兄大得造就与成全。每当他有问题，或需要属灵上的指导和加强时，总是去找她。和受恩把他当作年轻的学习者，对他的管教常是很严的。
那时有六十多位青年弟兄姊妹接受和受恩的帮助。她在主里很深，又极其严格，经常在许多事上责备这些青年人。不久之后，这些青年人大都不再去见她了，只剩下倪弟兄一位。他每次去见和教士，她总是责备他。她经常指出，青年人事奉主，不能这样不能那样。但是，她越责备，倪弟兄越回去受责备。因着有意把自己送去给她责备，他得著述说不尽的帮助。
一九五○年二月七日，倪弟兄与香港召会交通时说，‘那时有六十六位青年人在和受恩姊妹手下受训练。潘汤弟兄在他给我的第一封信上说，再过十年，这些青年人中若有六个能留下，就很好了。现在，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留下的只有四人。’
和受恩非常有主的同在。有一天倪弟兄去见她，她一时未能接见倪弟兄，倪弟兄就在客厅里等她。他说，虽然和教士还不在那里，但他已经深深觉得主的同在。
和教士天天等候主的回来。有一年除夕，她和倪弟兄一道散步，将近转角的地方，她说，‘也许在转弯的时候，我们会遇见祂。’她热切等待主回来，她的生活和工作，都是在盼望主回来。
一九三三年，倪柝声弟兄访问欧洲，他说在他全部旅程中，他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遇见一个人，能与和受恩相比的。倪弟兄借着这位姊妹得到属灵生命的基础。他常对人说，他是借着一位姊妹得救，也是借着一位姊妹得到造就。
和受恩一九三○年到主那里去。她在遗嘱里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倪弟兄。这除了一本有许多宝贵笔记的旧圣经以外，几乎没有什么别的。他想要为她写传记，只是时间不容许。
关于和教士的离世，倪弟兄在一九三○年三月复兴报公开的信中，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‘我们觉得顶可惜，听见福建罗星塔白牙潭的和受恩教士去世的消息！她是主里一个顶深的人，她与主的交通，和对主的忠心，在我看来，是世上少有的。’
和教士总是把倪弟兄置于他的一位同工王载之下。王载比他长五岁，一直与他的观点不合，这使他受了许多的苦。他们有难处到和教士跟前求解决时，和教士总是把他压下去，说王载比他年长。有一次定规了要有受浸，他们为着谁来施浸的事有了难处。倪弟兄拿这事问和教士，她回答说该由王载施浸。倪弟兄问为什么，她说，‘因为他比你年长。’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吴淡吾弟兄，比王载年长。倪弟兄以为只要题起吴弟兄，就可以打败王载，于是向和教士建议说，‘吴弟兄比王载年长，所以该由他来施浸。’但她还是说该由王载施浸。她一点都不让步，好叫他学十字架的功课，学习不讲理由，只要服从。
（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讲于福建鼓浪屿）
一九二三年我们有七位同工，我与另一位比我大五岁的同工是领头的。我们每周五有同工聚会，其余五人都是听我们二人争执。那时我们都年轻，各有各的看法。我说他错，他说我错。那时我的血气未受对付，常发脾气。今日（一九三六年）我会笑，那时我很少笑。二人争执时，我承认错多，但有时候他也有错。我对自己的错容易赦免，对别人的错却不容易赦免。周五我们相争，周六我就去年长的和受恩姊妹那里，控告比我大五岁的那位同工。我说，‘我告诉那位同工某事应当那样作，但他不听，你要向他说话。’和姊妹说，‘他比你大五岁，你应当听他的话而顺从他。’我说，‘是不是有道理或没有道理都要听他呢？’她说，‘是的，圣经说年幼的应当顺服年长的。’我说，‘这样我是作不到的，基督徒也该按道理行事。’她说，‘你不要管有理或无理，圣经是说，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。’我心里生气说，圣经为什么这样说？我要发脾气又发不出来。
每次周五起争执之后，我就去见她，向她诉苦；但她又引圣经的话，要我顺服年长的。有时周五下午相争，晚上我哭了一场，第二天就去见和教士，向她诉苦，以为她能为我伸冤，但周六晚我回家时还要哭一场。我是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出生。有一次的争执，是我有好的理由，我以为去告诉她，她必定会看出我的同工是错的，并支持我。但她说，‘某某同工错不错是另一件事，今天你在我面前这样控诉弟兄，像不像个背十字架的人呢？像不像羔羊呢？’给她一问我实觉惭愧；我永远不会忘记，那一天我的言语和态度，的确不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，不像羔羊。
在这样的光景中，我学习顺服年长的同工。那一年半里，我学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功课。我的头脑充满许多的理想，但神要我进入属灵的实际。那一年半给我认识什么是背十字架。今日（一九三六年）我们有五十多位同工，若不是在那一年半中学了顺服的功课，恐怕我无法与任何人同工。神将我放在那样的环境中，要我接受圣灵的管治。在那十八个月中，我没有机会出主张，只能哭泣并痛苦的忍受。若不是这样，我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难受对付的人。神要将我的七棱八角磨掉，这是不容易的事。但感谢神，赞美神，靠着祂的恩典将我带过去了。
我现在可以对年幼的同工说，你若经不起十字架的磨炼，就不会成为有用的器皿。只有羔羊的灵－温柔、谦卑、和平，才是神所喜悦的。你的雄心、大志、干才，在神面前都是无用的。我走过这条路，我必须常常承认我的错处。我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。问题不在于对不对，乃在于像不像背十字架的人。在教会中，对与不对都没有地位，算得数的乃是背十字架，并接受十字架的破碎。这才能流露神的生命，并成就神的旨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