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五篇 台湾工作的兴起


祷告:主阿,在这个训练里,求你向我们显明你心头的路,叫我们在地上,在这短暂的年日里,能让你成就你的美意。主阿,你来运行,来得着我们。在这里有两三千人,个个都是预备好的。愿意你得着年少的,得着壮年的,也得着年老的,愿意我们一代一代都被你得着。主,我们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你,靠着你的宝血献在你的祭坛上,不只作活祭,更是作燔祭。主,我们愿意作你的食物,愿意你得着饱足。哦,主,求你眷顾我们,你得胜的宝血遮盖我们,你的膏油多方涂抹我们。主,我们永远不会忘记,不在乎那定意的,不在乎那奔跑的,只在乎你这位发怜悯的神。主,求你怜悯我们,从你的心怀发出怜悯,临到我们每一个人。主,但愿我们都是蒙怜悯的人。阿们。

我们在台北的训练,乃是接着在香港的训练。按年代说,在香港的训练,是从我们中间主恢复的历史最开头说起。这个历史的最开头,是一九二二年。然而,在一九二二年之前,已有一段酝酿预备的时期;所以严格说,我们中间的历史,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的,至今一九八一年,正好是六十年。在香港,我们从一九二一年说到一九五○年,现在要从一九五一年说到一九八一年,可以说各是三十年的历史。

在香港,我们大致已经把主在中国大陆所作的说过了,一直说到我们来到台湾。同时,也把主在香港,以及南洋一带地方,包括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和泰国所作的,说了一个大概。在台北这里,我们要说到一九四九、五○年以后,主在台湾的工作。以后,主的恢复从台湾扩展到了东洋的日本,而后到了西洋的美国;从美国又到了非洲、欧洲、澳洲和纽西兰。十五年前,也从台湾去了韩国。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训练要说到的。

一九五一年,我头一次去南洋回来。在一次训练里,我说到主把我们带到台湾,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开工,经过二年多的光景,我们看见这个岛上实在有可为的,并且我有个负担,觉得主要从台湾起始,作到南洋,然后作到东洋。当时我没有说到西洋,但是今天回头看,主所作的比我那时候说的还多,不仅有南洋、东洋,还有西洋,可以说是扩展到了全世界。

在开始这段历史的述说前,我们要先说到三个大点:一是基督的奥秘,(弗三3~5,)二是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,(8下,)三是基督安家在我们里面。(17上。)结果就叫我们被充满,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(19下。)什么是奥秘呢?神隐藏的旨意是个奥秘,而这奥秘的揭开就是启示。神把这个奥秘从祂的深处打开,用话语摊在使徒保罗跟前。保罗看见了,并且懂得了。他懂得宇宙的意义,懂得人生的意义,也懂得神的心意。不仅如此,神还把这个奥秘托付给保罗,要他把这个奥秘传出去,分赐给神所拣选的人。因此,保罗成为一个执事,(7,)就是神家中的管家,(2,)也就是分赐者(dispenser),去作分赐的工作。神的心意就是要把祂自己分赐给我们,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。这是宇宙间一件奥秘的事。

分赐(dispensation)是由希腊文的oikonomia,奥依克诺米亚,延伸来的。oikonomia的英文就是economy,通常翻作经济,更好是翻作经营或经纶。(一10,三9。)经纶,意即心意中的规画、计划。中文成语说‘满腹经纶’,形容一个人满肚子的章程、计划、规画,知道怎样作事情。有了规画、经纶之后,就能经营,而经营的过程,就是一种经济行为。所以,中文‘经纶’这辞,很接近希腊文的oikonomia。神在永世里有一个经纶,有一个计划,就是要把祂自己分赐出去。所以祂创造天,为着地;创造地,为着万物;而地和万物,乃是为着人的生存。那么人呢?人有一个灵,为要接受神所分赐的,就是神的自己。结果,这些接受祂的人,就和祂同生命,同性情,并且成了祂儿子基督身体的肢体。众肢体在一起,就是基督的身体;这个身体将基督的丰富满溢出来,就是祂的丰满,也就是祂的彰显。这就是‘奥依克诺米亚’所包含的意义。然而在有的句子里,奥依克诺米亚翻成管家职分(stewardship)。这辞是什么意思呢?我们搭飞机时,在飞机上照应我们的空服员、侍应生,他们供应我们食物、饮料、毛毯等等,他们的职分、职责就叫stewardship,就是管家职分。

保罗在以弗所三章二节说,‘谅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,神恩典的管家职分。’他说,这个管家职分是属于恩典的。保罗的确是一个恩典的侍应生。比方,我们众人都在一架宇宙最大的七四七飞机里,围绕地球飞行,我们的保罗弟兄就是头一个侍应生,在‘飞机’里供应我们。从圣经里,我跟他学了不少。在我们前面还有倪柝声弟兄,他也是一个侍应生,我跟在他后面,也学了很多。今天我也是个侍应生,在这里服事你们,天天把基督供应给你们。这就是恩典的管家职分。

然而,供应基督是很有讲究的,好比供应食物给人吃一样。有时,我们好心好意给人吃这个、喝那个,结果人吃不消,坏了肚子。一九三四年,我到浙江平阳作工,弟兄姊妹都爱我,怕我吃不惯米饭,特别作了大馒头,但是面团没有发起来,又没有蒸熟,我吃了几天就闹胃病。我们出去讲道,常常就像这样,知道一点什么,就讲给别人听;有时供应得不对,反而叫弟兄姊妹为难。所以,作恩典的侍应生实在不容易;我们必须作着学,学著作。今天在地上,最需要有一班人,懂得神的心意就是要把祂自己分赐给人;然而,当他们去将基督分赐给人时,要照着不同的人,有不同的供应。

保罗接受托付,把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传给人,以弗所的信徒接受了,保罗就为他们屈膝祷告。(弗三14。)保罗在以弗所三章十六至十九节的祷告,乃是个特别的祷告。他不是为信徒求福利,求平安;也不是祷告要他们能站住,发热心,背十字架,跟随基督。他什么都不求,只求父借着祂的灵,用大能,使众圣徒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;这样,基督就能安家在他们心里。这个安家的结果,就使圣徒被充满,成为神一切的丰满,就是召会。什么是召会?召会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,把我们充满、占有了,使我们成为神的彰显,这个彰显就是神的丰满。

工作的开头

现在,我们要说到主的恢复在台湾开始的历史。一九四九年五月,我被工作打发到台湾,当时台湾这个小岛非常落后,到处都是卵石子路,少有柏油路;并且大多数人脚上穿的都是木屐,走起路来嘎啦嘎啦响。我是从北方来的,北方人即使在家中见客,也都不可以穿拖鞋,都要规规矩矩的穿鞋袜。所以,来到台湾,看见大家无论在那里,作什么,都穿木屐,实在不习惯。有一次坐三轮车,看见踏三轮车的车夫,不小心把木屐踏掉了,还得停下车,穿上木屐再继续往前。这种种情形使我里面真是灰心至极,躺在家里看着天花板,问自己:‘我到这里来作什么?作什么?’

有一天,台北召会的长老,二位张弟兄要我去讲道。我穿戴整齐的去了,才一进门,就要我脱鞋,在榻榻米上讲道;立时,我的灵就下沉了四分之一。以后弟兄们找了一双布鞋给我,我就勉强穿着布鞋讲道。可以说,在台北上海路聚会的地方讲道,我从没有一次得释放。

我灰心了两个月之久,忽然有一天,里面有个感觉,要我顺着纵贯铁路,从最南面的高雄一直往北走,最后回到台北,一站一站的去看望那些散居在铁路沿线的弟兄们。他们多半是从大陆随政府机关、学校、医院来台的。于是我就从台北先到了高雄,再从高雄到台南、嘉义、台中、新竹。这些地方都有弟兄,大家见面分外亲热。回来后,我觉得台湾地方虽小,但人口集中,而且交通便利,除了铁路之外,还有公路,实在很有可作的。我里头就有了负担;因此和五位长老交通,定规在八月一日开工,有第一次的特会。

因着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,奉献了一块地,就是现在台北一会所前半段的地,我们就盖造了一个大概能容纳三百人左右的小会所,正好那年八月一日要落成;所以我们定规八月一日开工,并且有第一次特会。我们在中央日报刊登启事,通告众圣徒,张晤晨弟兄、张郁岚弟兄、孙丰露弟兄、刘效良弟兄、赵静怀弟兄和我,都到了台湾,现在台北开始聚会了,盼望所有从大陆来台的圣徒,和我们接触、联络,能有所交通。各地圣徒在得知这个消息后,纷纷和我们联络、交通,我们也一处一处的帮助他们,兴起聚会。

我们在台北这里的小会所开工,头一个主日,来了许多基督徒。他们许多都是从大陆来,找不着他们原来的公会,听说这里有新‘礼拜堂’,所以都来了。我进会场一看,就了解我必须讲一篇很‘奇妙’的道,不然,下面的工作很难作下去。

我说,今天基督教就如餐馆一样。中国人开餐馆,有福建菜、广东菜、扬州菜、四川菜、湖南菜、京菜等。你要吃什么口味的菜,就到什么餐馆去。比如,你要吃馒头,必须到山东馆;要吃白饭,就必须到福建馆。今天基督教各礼拜堂,有一个普遍的风气,就是帮人介绍婚姻,举行结婚仪式,帮人找职业,或为人提供医药、教育等福利;但我们这里不作这些。若是用餐馆来比方,我们是卖白饭、馒头的,其他什么也没有;我们不为人介绍婚姻,也不帮人找事。我们只单纯的传福音,讲圣经真理。要吃这个的人,请来;不吃这个的人,可以到别处去。这样,你们不用白费工夫,我们也不用白费工夫。

讲过那篇道以后,下一个主日,我就事先和弟兄们说,‘今天要把记名单和铅笔,都预备好。到一个时候,我说,请记名;你们就要到他们中间去记名。’聚会时间到了,我进去一看,真如我所料,人数减了一半,那些要吃湖南辣椒、四川面、上海菜饭的,统统走了,只剩下一些要吃白饭、馒头的。这一天,我就讲圣经里的道。讲过之后,我说,‘我们许多人都是初次来的,彼此姓名、地址都不知道,你们若愿意,就请把你们的大名、住处留给我们,以后我们可以去探访、交通。’感谢赞美主,那天记名了几百位,这就是我们在台北召会和工作的基础。

不摸公会的事

从一九四九年八月起,高雄、台南、嘉义、台中、新竹,都在那一年有了聚会。因此,我们在台北召聚第一次全台事奉聚会。在事奉聚会里,我们说到,按着已过我们在大陆的经历,大体来说,基督教各公会是拒绝我们这个见证的。从一九三二年,我正式进入召会生活,也正式开始为主工作,到一九四九年,已有十七年的经历。在这十七年中,我多半陪在倪弟兄身边,所以看得很清楚;约从一九三二年以后,中国大陆的各公会就都不请倪弟兄讲道了。不仅如此,那些领头的人,也尽所能的关门,拒绝主的恢复;只有少数爱主的个人,还来寻求真理,寻求交通。到了一九三四年,公会中圣徒脱离宗派的风气很盛,各处都有圣徒出来奉主的名聚会。特别是中国内地会,有好些弟兄脱离那个组织。在浙江平阳县,甚至有几乎整批内地会的弟兄姊妹,脱离了宗派。这件事使公会大吃一惊,也非常不愉快。所以,他们对我们这个见证,不仅批评、反对,并且完全关闭。因此,到台湾来以后,我就觉得不该再去摸公会。

一九三七年我曾被工作安排在华北、西北一带,专门到公会讲道,为要把真理送给他们。他们虽然没有拒绝我,但是也没有什么果效。这就如同在旱地上浇水,这里浇两桶,那里浇两桶,浇到末了,全是徒劳无益。因此,我们在台北开工,就决定不摸公会。我们作什么呢?第一,传福音;第二,讲生命的道;第三,众人来在一起,按着圣经聚会敬拜神。感谢主,弟兄们都接受了这话。

福音的广传

开头时,我们就大传福音。首先印制福音单张,台北的人口有多少,我们就印多少,要让每一个人都接受到一张福音单张。我们根据台北地图,按着大街、小巷分配,委派弟兄姊妹,到每一条巷子,挨家挨户把福音单张送进信箱;就这样作遍整个台北城。第二,制作长条的福音标语,上面写着:信耶稣得救、神爱世人、你当预备迎见神等,张贴在车站门口,和弟兄姊妹的家门外。结果满城都是福音标语。第三,出福音队。每主日下午,我们都穿着福音背心列队游行,又打鼓,又唱诗,把不少人带到新公园听福音。每次总能带回三、四百张记名单,许多人因此得救。这就是在台湾主恢复之工作的开始。

关于工作的供给

一九四八年,我离开中国大陆以前,海外的菲律宾和新加坡,都曾请我去访问,但一直没有成行,我就到了台湾。来到台湾后,遇见两位菲律宾的华侨弟兄,就是奉献一块地给我们盖一会所的弟兄,他们积极推动我去马尼拉。所以,一九五○年十一月间,我去了菲律宾的马尼拉,住了将近半年。在回台湾前几天,遇见了一位王弟兄,这对后来在台湾工作的影响甚钜。

根据已过我们中间的历史,在工作上最难的一件事,就是财物的供给。那时全时间事奉主,实在是凭信心,召会并没有任何安排。我放下职业以前,我所在的烟台召会需要的费用,多半是我和舍弟二人奉献的。那时,弟兄姊妹中收入较多的,第一个是我弟弟,第二个就是我。其余的人几乎都是作小伙计、小学教员等,待遇非常微薄,每个月能奉献的寥寥可数。一九三三年,我蒙召放下职业,没有任何倚靠,实在是凭信心。所以我的岳母很担心,常常打发我内人的小妹,偷偷来看面缸、米缸有没有米面。

一九四八年,在上海一次全国性的交通后,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。有一天,他站起来说,他所以作生意,就如同寡妇带着一群孩子再嫁,并非他的心愿。他若不这样作,孩子们怎么办?孩子就是他的同工。他给了我们一个统计,已过这二十多年,有许多同工都是得肺病死的。得肺病的原因,不外乎供应不足,营养不够。当他说到这里时,他落泪了,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倪弟兄落泪,我们众人也都落泪。从这事件,就可以了解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。

一九四九年,工作派我到台湾,我要离开时,倪弟兄托人转了三百几十元美金给我。当时我一家十口,加上两个不能辞掉的用人,总共十二口,就带着那三百几十元美金到了台湾。等到一九五○年,就是台湾开工后第二年春天,倪弟兄到了香港,带进一个复兴。当时,他打电报要我去,叫我安排香港召会长老、同工和执事的事奉。我去了之后,和倪弟兄有些交通,告诉他在短短的时间内,台北召会的人数有了几倍的扩增。他听见主这样的祝福,就非常印证我在台湾继续作。然后他告诉我,他知道工作上的经济问题,是很为难的,所以交给了我一瓶药,说,‘你把这瓶药拿回台湾,找一位药剂师帮忙生产,并且找一班作生意的弟兄集资,刊登广告售卖这个药,盼望从这里能有点收入。’我回来就照着办,然而因着作生意的弟兄们,觉得当时政府政策紧缩,不是投资的时候,就打消了此意。

然而,主还是供给了我们。当然,那时我们什么都是克难的。我们住的地方是克难的,会所是克难的,连会所的厕所也是克难的;门是木钉的,有时还拉不动,反正雨打不到,风吹不着,太阳晒不到就可以了。即便如此,我们传福音,人还是得救、受浸。好像越是克难的时候,受浸的人数越多。有一次,周六、主日,连续两天传福音,有七百多人受浸。因为物质轻,灵命重;物质重,则灵命轻。现在台湾的物质太重,我们实在应该引以为鉴。

聚会人数增多以后,台北召会一会所容纳不了那么多人,我们就在会所前面,用苇梗搭一个棚子。两位华侨弟兄奉献的,是现在这个会所前面的一半,一百八十几坪地,那时旁边还有一片空地,大约也是一百八十多坪;对面也有一片空地。我天天出来看这一片地。有一天,看见一个农夫挑一点土,洒在这块空地的水泥面上,在浅浅的土里种一些蕃薯、青菜。我问他:‘这块地是谁的?’他说,他也不知道。我就明白这地在日本投降后,应该变作国家的产业了。于是我托弟兄到国产局去调查,果然这块地是属于国家的。

有一天,我就和这个种田的人好好谈了一下,请他把这块地让给我。他答应了,我就付给他约二百美金作为补偿。我把这块地用竹篱笆圈起来,成了会所的后院,青苗仍然长在那里。以后,我又请弟兄到国产局,办手续申请购买这块地,前后花费一共不到一千美金。所以,现在我们台北一会所的地,前面一半是两位华侨弟兄奉献的,后面一半是我用不到一千美金买来的。这一切都是主的怜悯,也说出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。

得着经济上的供给

一九五○年十一月,我在菲律宾马尼拉,住了将近半年,是住在一位作医生的黄弟兄家里,他是当时的长老之一。在我回台湾前几天,他对我说,‘李弟兄,我们马尼拉有一位作生意的弟兄,要求独自见你一面。’这位弟兄姓王,现在已经到主那里,所以这事应该可以交通出来。那时,这位王弟兄在菲律宾,生意作得很大。他单独来见我,对我说,‘李弟兄,我对你在台湾的工作很有负担,请你务必告诉我,你这次回去,台湾岛上整个主的工作,需要多少款项,以及每一年台湾岛上的工作需要多少款项,我要全数奉献。’我说,‘王弟兄,我愿意让你知道,我们从年轻学习事奉主,就学了一个功课,从来不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人,从来不向人募捐。’他说,‘李弟兄,我绝对知道这原则,但你要知道,这不是你来告诉我,也不是你来募捐,是我来求你。你为着主,我也为着主,我来求你,你一定要告诉我。’在这种情形下,我觉得这是出乎主的,就告诉了他。

这位王弟兄实在忠诚,从一九五一年开始,大约到一九六○或六一年,每一年他都完全照数办理。那时,因着我们没有银行账户,就请他把款项汇到香港,存在一位同工魏光禧弟兄在汇丰银行的账户里。什么时候台湾的工作需要用款,魏弟兄再寄给我们。因着这位王弟兄在经济上的供给,我们就把原来的小会所拆掉,重建了一个较大的会所。此外,也用这笔职事款,(圣徒因着爱主托在我手里的款项,那时称作职事款,)买了三会所、二会所、现在四会所的地、以及高雄会所那块七百八十坪的地。这些一概是为着召会用的。主的工作因此也有了些开展。

有一次,这位王弟兄和我交通,他说,‘李弟兄,我今天可以告诉你,有时我奉献这个款,并不是我有这个款,而是我贷款来奉献给主的。’我听了,眼泪几乎要落下来。一直到今天,我说到这里,仍想落泪,我没有忘记这一家的弟兄姊妹,我记念他们,愿意主祝福他们。求主用宝血遮盖这件事。我说给你们听,是要你们看见,这是主作的。

工作的开展与蒙恩

因着经济上有这样的供应,一九五一年五月间我回到台北,就开始出版‘话语职事’。一九五一年,有头一期的训练。那一次训练还不算太正式,但训练之后,产生了大约八十到一百位全时间事奉的人,那是台湾头一批的工人。之前,只有侯姊妹和我两人全时间,这是因为有经济上的难处。然而在得到经济的供应后,随即有将近一百位全时间的人加进来,主的工作在各处的开展,也就得着了加强。

一九五三年夏天,我们在马尼拉有国际特会;到了秋天,在台湾有一个正式的训练,从九月到十二月,整整四个多月,非常蒙主祝福。直到今天,还没有另一次训练的水准,赶得上那次训练。训练开始以先,我在会所对面道路预定地的空地上,盖造了一个暂时的工人之家,供弟兄姊妹之用,里面能摆四十八张床,还有六张吃饭的桌子。

一九五四年十月至一九五五年一月,我们开始生命读经,差不多有四个月的光景,简略的把新、旧约都读过了。那个属灵的空气,直到今天是最高的。我永远不会忘记,一位住在三重埔的老弟兄,原来在上海是有名的大律师,来到台湾后得救了。他从不漏掉任何一次生命读经的聚会;他告诉人说,‘我现在才懂得孔夫子一句话: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什么都可以不作,就是这个生命读经不能不参加。’当时属灵的空气实在是好。

在这之前,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,台湾正式开工以后,我就有一个负担,要讲圣经要道六十题,一周讲两题。到了一九五一年,就将圣经要道六十题的查经记录,刊载于话语职事,尔后又有训练,接着有生命读经。不仅如此,我又预备了诗歌第二集,以及福音诗歌,并且在出版话语职事之前,在一九五○年开始了福音书房的服事。因此,在台湾也有了文字工作。回首从前,台湾的工作,台湾的见证,到了一九五四年,实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基础。

与史百克弟兄的交通

到了一九五五年,我们正在讲生命读经时,一位弟兄从海外来信,向远东各处召会推荐伦敦的史百克(T. Austin-Sparks)弟兄。在马尼拉和香港的召会,也同时收到这位弟兄的推荐信。

史百克弟兄比倪弟兄和我年长十五、六岁,也比我们早蒙恩得救。他在属灵的事上,的确有些高深的看见,并且把这些看见刊印成书。他三十多岁时,作了宾路易师母一个年轻的同工;以后因为宾路易师母把擘饼、受浸这些事过分灵然化,加上宾路易师母是姊妹作头,他就离开了宾路易师母,自己另外兴起一个聚会。这是他后来在台北时,亲口告诉我的。

史百克弟兄出版的书报中,有几本相当好,倪弟兄曾将其翻译为中文。我在一九三三年左右,也读了一点史百克弟兄的书,其中最叫我得帮助的是‘主的释放’(The Release of the Lord)一书。从那本书里,我才看见,一粒麦子,若不落在地里死了,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。主成为人时,祂那神圣的生命,完全被包裹在外面的体壳里;乃是等到祂死了,像一粒麦子种在土里,再长出来,那就是复活,才将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。这就是主的释放。从这本书里,我得着了极大的帮助。所以,我们对史百克弟兄都有很深的印象,也相当尊敬他。

已过倪弟兄两次到欧洲,都接触过史百克弟兄。尤其第二次去,是一九三八至三九年间,在史弟兄那里住了很久;所以,对史弟兄有更深的认识。他发现,史弟兄在生命的原则和属灵方面,有相当的认识;对基督的身体在复活里,也有相当的看见。然而,对于召会的实行,以及如何在召会立场上有实际的建造这类的启示,他不只没有,还坚决拒绝并反对。倪弟兄住在那里时,曾经来了两三封信,从他的信里,我们可以看见,倪弟兄尽力要在召会实际建造的事上帮助他们,但是他们不接受。

一九三九年,倪弟兄从伦敦回来,召开特会,我去参加了。在我们私下的谈话里,倪弟兄很称赞史弟兄属灵的那一分。我们就问他:‘既是这样,为什么不请史弟兄来呢?’倪弟兄只说了一句话:‘时候还没有到。’这句话实在有智慧。他曾在一九三二年,请了七、八位英国、美国、澳洲弟兄会的弟兄们来,那一次他实在吃足了苦头,所以,往后就不敢再请了。等到后来,我们也吃了请史弟兄来的苦,我们才领悟,当时我们真像初生之犊不畏虎,作了不该作的事。

一九五五年,当一位弟兄来信,推荐史弟兄后,台北召会的长老就对我说,‘我们好不好请史弟兄来吧。我们在属灵方面,总是需要他一点帮助。’我说,‘弟兄们哪,我们从倪弟兄那里,得知史弟兄对属灵的事、对基督身体在复活里的原则,都有深刻的认识,但是他对召会的实行、立场、实际的建造,不只不讲,甚至是反对、拒绝。我们若是把他请来,在这些事上有了争议,就是个大亏损;对我们是亏损,对他也是亏损。不如我们看看他的书,得些帮助就很好了。’弟兄们接受了。

两周后,张郁岚、张晤晨二位弟兄又来见我,他们觉得在属灵这分上需要帮助,应该请史弟兄来。这一次,我觉得不能再说什么,因为弟兄们既然感觉在属灵上需要史弟兄帮助,我一直不同意也不好。所以我说,‘你们既是这样觉得,我们就请吧。’我起草写了邀请函,二位张弟兄和我一同签了名字。同时,附上一封信给菲律宾的负责弟兄,说明那位弟兄推荐史弟兄的原委,若是他们觉得合式,也可以签上名字,并将邀请函转至香港给魏弟兄。我另外附信给魏弟兄,说,若是他赞成,也请他签上名。邀请函就正式发出去了。史弟兄收到信函后,自然十分欢乐,因为那时,他的工作正值为难之际,忽然,远东为他开了个大门,怎不叫他喜乐?

史百克弟兄来台

第一次—一九五五年

一九五五年秋天,史百克弟兄来了。他先到香港,我正在那里有四周的训练,刚要结束,就给他几天特会讲道,然后我们一同回到台湾。他在台湾住了不到一个月,只交通属灵的事,谈属灵的原则和生命,完全不过问召会立场、召会实行的建造等类的事。那一次的结果相当好。他自己非常开心,和陪同他来的女婿金弥耳医生(Dr. Angas I. Kinnear)拍了一些照片,回到英国,以后再去美国,到处放映那些照片,替我们宣传。他很高兴,我们众人也喜乐,所以就决定再度邀请他来。

第二次—一九五七年

一九五七年,史百克弟兄再次来到台湾。这一次问题来了。有一天,一位同工,就是后来在这里闹事的领头人之一,他来向我题议,安排一个早上,让所有同工和史百克弟兄有交通。于是我们就在工人之家,有了一次交通聚会。聚会中,这位同工第一个站起来,请史弟兄发表他对我们这里的观感。史弟兄的回答叫我大吃一惊。他说,‘你们当兵的弟兄们,怎么还没有出会所的门,就把帽子戴上去了?’我非常惊讶这么一个属灵的人,这么一个属灵的职事,怎么会摸一个戴帽子的问题?

史弟兄问了这个问题之后,杜弟兄回答他说,‘史弟兄,恐怕你不知道东方的风俗。在这里,军人到处都是不脱帽的,但弟兄们来聚会,是根据林前十一章的教导,脱下帽子;等到聚会结束,一宣布散会,就把帽子戴上了。’杜弟兄的话一讲完,史弟兄就很强的说,‘你们是跟随风俗呢,还是要跟随圣经?’众人都闭口无声,没有人再谈下去。这个开头,给我一个很消极的印象,像史弟兄这样一个职事,实在没有必要摸这些事。我和弟兄们交通过,我们请他来,是盼望让他尽属灵的那一分,我们能得着属灵的供应,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不愿他题召会实行的事,甚至召会立场的问题,因为倪弟兄都不能影响他,我们又怎能作得来呢?

在屋子里不戴帽子,是英国的风俗,并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里是说,男人祷告、讲道,不可以蒙着头。(林前十一4。)我们弟兄所行的,是照着圣经;史弟兄照着英国的风俗,定罪我们,并不公道。接着,他又说,‘你们这个擘饼,散漫无章,既没有主持的人,也没有一条路线。’他说过以后,我们再也没有人说话,那个交通聚会几乎是不欢而散。

史弟兄在台北住了六周,另外还有些海外客人,来自英国、美国、丹麦和香港。众人都希望在没有聚会的晚上,让这些海外客人和长老们有些交通。头一晚交通得不错,但到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晚上,有位弟兄忽然说,‘请问史弟兄一件事,在台北这里有五个奉主名聚会的地方,这五个地方那个对,那个不对?’我一听就知道麻烦来了,但又不能不翻译,只好照翻。这个问题正好给史弟兄机会,来打击召会立场的问题。先前在工人之家,我们一百多位同工和史弟兄谈话时,他开头就说,‘我第一次来看见一些事,但是我不说,我是准备再一次来才说。’所以他是有备而来,要打立场的问题。他回答那位弟兄说,‘这几个召会没有一个对,都是相对的对。’弟兄又问:‘请问史弟兄,相对的对,相对什么呢?’史弟兄不假思索的立刻回答说,‘谁基督的身量多,谁对得多。’意思是以基督的身量为准则。弟兄们都不说话,当时我作翻译,也不便讲话,就不欢而散了。

问答

问:李弟兄题到一九五三年,台湾全岛有一次为期四个多月的训练,那是属灵情形最高的一次训练,请问那次训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?

答:内容有四大项:福音、事奉、造就、召会。福音包括怎样传福音,以及福音的内容。造就包括生命的追求,重在对生命的认识和经历。以后出版成书,一本名为‘生命的认识’,一本名为‘生命的经历’。此外,还带着性格的操练,有三十多项。再来就是事奉,讲到召会的事奉,也讲到召会。除了这几项,还有查经,查读以弗所书。

问:为什么我们会接受推荐史百克弟兄的信?

答:因为史百克弟兄有他属灵的一分,我们愿意得他属灵那一分的帮助。然而,贪食不见得是件好事。所以,智慧人不介绍医生,稳健的人不介绍食物。所谓‘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’;吃下去的东西能供应人,但若是吃的不对,吃下去的东西也能使人中毒。我们现在回首从前,都懊悔了。那样的邀请,不知叫我们受了多大的亏损。

一九五五年史弟兄第一次来台北之前,我们在这个岛上,仅仅五、六年的工夫,人数就从三、五百位,发展到四、五万人。史弟兄来了以后,有些弟兄受影响起来闹事,从一九五七年到六七年,我们受了差不多十年的苦。在这十年当中,我们没有任何发展。现在的局面,是从一九六七年至今,十四年劳苦工作的结果。现在我们回头来看,觉得当时宁肯挨一点饿,也比吃错东西中毒好。

因此我劝各地召会,要尽力在主面前忠心向前,好好追求,不要倚靠请来的人。姊妹们都知道,一个家庭主妇,若不忠心照顾自己的家,预备饭食给家人吃,反而天天请别人帮忙,这个家很快就要准备关门了。自己的家,非得自己亲手照顾不可;召会也是如此。我们可以跟别人学一点东西,也可以请别人来教一点东西,但千万不能倚靠别人;甚且对别人教的东西,还得加以审断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倪弟兄说,‘时候还没有到。’我信若是倪弟兄今天仍在,我向他建议请史百克弟兄来,他还要说,‘时候还没有到。’

问:我们刚来台湾时,传福音甚至有一次受浸七百人的情形,但今天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,觉得很尽力了,却难得有一两个人受浸,这是因为社会背景的关系,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关系?

答:这是一个不太简单的问题,我只能说,现今在台湾,福音的果效不如我们初到台湾的时候,因为现在‘物质重,则灵命轻’。台湾物质太重了。当年许多从大陆来的人,都是两袖清风,因着环境改换,心情惶惶不定,是传福音最好的时机。那时只要传,人就相信,就接受了。今天台湾的物质太重,所以福音是难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