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七年，魏光禧弟兄受主引导来到香港，开始作主见证的工作。然而，早在魏弟兄到香港开工前，香港已经有一个起头。
在香港起头的那个聚会，有三位带头的弟兄，其中一位是香港本地人姓梅，其余两位都是我所熟识的。一位是福州人钟弟兄，是我一九三三年从北方到上海，由浦口搭船到南京时接待我的人。他当时是位很可爱的弟兄，早期跟随一位讲拔罪根道的福州人，后来看穿了那个人的行为，就和倪弟兄接触，转到我们中间。他对主的召会及主的恢复很有心，所以上海的弟兄们就安排他接待我。后来他也到了上海，与我长期配搭，所以我们很熟识。以后他随主引导，移到香港作事。另一位是从上海来的周弟兄，在上海时，他曾在一位弟兄所办的牛奶公司工作，后来也到了香港。此外，还有一位商弟兄、一位何弟兄也一同配搭。
他们在香港开始聚会，但聚会共有多少人，不得而知。可惜他们的光景不太好，到一个地步，倪弟兄到香港，虽然他们坚决邀请，倪弟兄却也不愿去讲道，原因乃在‘人’的问题。虽然他们奉主名聚会，但还是作自己的。
香港早期还有另一个搅扰。有一位原本在汕头全时间的同工，在主面前出了事被革除，之后他就到香港设立了基督徒聚会处，打起‘基督徒聚会处’的牌子。他们设立的聚会是一个偏差，也是对主见证的搅扰。我求主宝血遮盖，我感觉不太甜美去说这些消极的事，也不太愿意闻那个味道；但我将已往的历史摆在你们面前，是要你们看见一条正路，还要你们看见难处就在‘人’身上，偏差的原因多半是因为人。
一九三七年魏弟兄到了香港，在工作上重新起头。当时正是倪弟兄释放‘工作的再思’的时候，工人都要走安提阿路线，出去作工，设立召会，选立长老，然后就要离开；所以魏弟兄在香港开了工，也没有留在那里，就往内地昆明去了。他走了以后，香港那几位带领的弟兄，竟然吵起来了。他们之间有严重的意见不同。为这缘故，倪弟兄于三七、三八年，经常在上海、香港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等地来回。
一九四○年，魏弟兄回香港，可以说是重新来过。到抗战胜利后，许骏卿弟兄也从潮州人礼拜堂—生命堂，转到我们中间，陆续也有人转来。到了抗战胜利后第三年，一九四七年，正值上海复兴的高潮，闽、粤两省各处重要的召会，都写信给我，要我去访问他们，香港也不例外。所以我就定规到南方来，从上海搭当时刚有的霸王号飞机，同着其他两位年长姊妹，汪佩真和李拉结，于一九四七年底抵达香港，在佐敦道会所聚会。我见到了弟兄们，许弟兄也特别与我有交通，见证他怎样蒙恩，并从生命堂转到我们中间。
之后，我和魏弟兄从香港到了广州，又从广州到汕头，再到厦门，尔后我去了福州。在福州就带进了复兴，大会完毕，我们到倪弟兄家住，当时也把魏弟兄请去。一九四八年三、四月间，我们约倪弟兄回上海，有倪弟兄恢复职事的全国性交通聚会。那时魏弟兄也在，所有的过程及倪弟兄讲的道，我说的话，魏弟兄都有记录。他笔记抄得实在不错，是个很好的备忘录。现在回头看那段时间，在什么场合，什么时候，我们讲过什么话，想起来都相当有味道；所以我很宝贵那些资料。
自从一九四八年开始，香港的见证就比较在我们属灵的肩头上，我们对香港召会也比较关心。一九五○年之前，因着大陆时局的变迁，已经有两个区域的青年人来到香港；一批来自青岛，一批来自上海。青岛来的多半是在一位弟兄所办的纺纱厂作工，最少来了十二人；上海来的多半是中大的学生，以及上海其他大学的学生。南方来的，带着他们复兴的味道；北方来的，也带着他们复兴的味道。这两批人，各自带着他们当地召会复兴的味道。一九五○年一月初，倪弟兄到了香港，带进一个复兴，大家也有‘交出来’的实行，将财物及一切都交出来。
我是一九四九年迁到台湾，到了一九五○年，正值台湾工作相当蒙福的时候，我们一面大传福音，聚会人数一年就翻了三十倍；一面我也编写了圣经要道六十题，每题都是我在聚会中与弟兄们读过、查过的，以此造就初信的人。此外，还编了诗歌第二集。二月间，我接到倪弟兄的电报，要我马上到香港见他，因为不久他就要回上海。我覆电说，我正在台北重要的特会中，必须待特会结束才能到香港。他回电说，无论怎样，我什么时候作完，马上就去。所以我就在二月十六日，约农历新年时赶到香港。
倪弟兄当时在香港已经开始特会，二月十五日，倪弟兄报告说我隔天要抵达。十六日上午，就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到机场接我，但是台湾一直下大雨，飞机不能起飞，所以去接机的人，都扑了个空。下午我扺达时，是许弟兄到机场接我。
第二天早晨，倪弟兄把我带到长老同工的事奉聚会中，倪弟兄开场白的话，是我和他相处二十年，从没有听见他那样说过的，那使我永远不能忘记。他说，‘李弟兄，我们今天早晨是个事奉聚会，你要按着主所给你的权柄，把香港召会一切事奉的事，同工的事奉、长老的事奉、执事的事奉都安排一下。’今天听起来这话很平常，但在我听来是非常特别。因为无论在大聚会里讲道，或在少数人的交通中，谈到属灵的事，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。这是个重大的责任，要我开始带领香港的事奉。
当天晚上，倪弟兄便将我带到聚会中，并且要我讲道。我表示没有办法，必须他讲，因为他在那里，我就没有负担讲道，所以他只好讲。那时每天晚上都有大会；每个上午都有长老、同工、有心追求者的事奉聚会，最少十几位，最多二十几位。我们都住在钻石山。
倪弟兄向我表示，原本是盼望我来以后，再安排香港的长老，但若等我来，就会晚了十几天，所以他就先安排了。安排的五位长老分别是：陈则信弟兄、魏光禧弟兄、曲子元弟兄、郑谦原弟兄、许骏卿弟兄。
倪弟兄也嘱托我，要帮助他们购地造会所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佐敦道会所的电铃、墙上两幅图画的摆设、会所的风琴都破旧不堪，就是自己家里用的，都比会所里的好；香港是世界一等的港口，会所这样的摆设实在很不搭调。弟兄姊妹都有恩典接受交通，第二天会所里就改了样子。
在香港的复兴里，有些弟兄姊妹把他们的财物交出来后，就有了财物分配安排的事。在我来之前，倪弟兄已经处理了一些；我来之后，倪弟兄就要我和他一同分担处理。对那些事我不是太熟悉，幸好有魏弟兄在。
我在香港的一个半月期间，大部分时间倪弟兄都在，私下我与他有很多接触。我心里有很重的负担，是关乎他再回大陆的事。我和他谈到我们的前途该怎么办，他表示他到香港只是看一下，他的负担还是要回中国大陆。我们有多次的交谈，有一天我对他说，‘倪弟兄，关于你再回大陆这事，我里面实在感觉有负担。这件事太大了。你再回去是出乎主，或不是出乎主，这是太大的事，我不敢讲；但有一件事，我确实知道，并且要确定的说，你进去了就不能再出来了。’他就把实在的情形和需要告诉我，他说，‘大陆有那么多处召会，怎么办？我必须回去照顾他们，并为着主的见证与他们站在一起。’此外，他还和我谈到工作的事，召会如何带领，以及奉献的东西怎么处理等。
我把所编写的第二集诗歌请倪弟兄修改，他改得相当好。比如‘葡萄一生的事’，（诗歌四六五首，）原来是散文体裁，由法文翻成英文，再由倪弟兄翻成中文。他在上海职事恢复时，也曾讲过‘葡萄一生的事’，对我很有帮助。许多唱的人不一定了解他的用意，但我一看这故事，就知道那葡萄就是指他自己；葡萄一生的事就是受苦结果子。诗中题到：‘直到寒冬已过，它又预备结果…，’他在隐指寒冬六年（职事停止的时间）已经过去，现在他又要不由自己，要为结果子被绑到桩上，再被修一修而结累累的果实，末了又要压成葡萄酒，使人喜乐，供神享受。我知道他是借由那首诗，来抒发他里面的感觉，我勉勉强强作了十二节，编入第二集诗歌。他改的时候，又加了三节，结束于‘估量生命原则，以失不是以得；不视酒饮几多，乃视酒倾几何…’。改的真是好。
另外我也曾编了福音诗歌，包括‘需要耶稣’、‘空！空！空！’。当我在福州时，他也修改过，之后在上海付印出版。我觉得内容应该再修改，再扩充，所以也和他谈谈福音诗歌，请他帮忙修改。
那时，附带的就谈到文字工作，倪弟兄给了我一些指导，其中定规在文字工作中，有三个福音书房：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台北，一个在香港。倪弟兄亲自管理上海福音书房；我负责台湾福音书房；魏弟兄负责香港福音书房。同时，他要我在文字和编辑上，协助香港福音书房。
当我将工作安排得差不多时，倪弟兄不告而别，回到了中国大陆。他请他的内弟张宜纶弟兄，送他到火车站，他就搭车回到上海；那是一九五○年三月二十日左右。从那时起，我们没有再过见面，也没有通信。
倪弟兄对台湾的工作十分关心，一九四九年当他和我在福州时，他拍了一、两封电报到上海，告诉那些我带领的青年弟兄姊妹，统统到台湾。这些青年人就赶紧搭船，有一部分赶上第一艘船到了台湾，以后这些人有的被安排在高雄服事。第二艘船开到吴淞江口，因为船只太破，怕到不了台湾，就折回上海。一九五○年，当我和倪弟兄交通到工作上的安排时，他要我在台湾积极带领那里的工作。因为当时全世界都认为，台湾局面不稳定，所以他非常关心台湾供给上的需要。那时，外面的环境的确是万分艰难。
关于香港的会所，倪弟兄当时安排了一个购建小组，要买地造会所，他也嘱咐我帮忙购建小组。我曾告诉弟兄们关于买会所的原则：第一，要在港九的中心；第二，要闹中取静；第三，尽量用钱买地，会所要少花钱，将来才容易发展扩充。弟兄们问我要买多大的地，我说最少要买二亩地，就是一万二千方尺。他们几天之内就在尖沙咀一带，找到一块地。我一看就说快买，因为我观察到，有一天尖沙咀要变作港九的中心。然而弟兄们因着考虑钱的问题，只买了六千方尺，以后画图建造时就发现不够用，再去买时，只能买到三千多方尺；所以香港会所这地一共是九千多方尺。
当一九五○年十一月，我经过香港机场过境时，弟兄们将会所的模型给我看。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，这个会所造得太考究，钱花在盖造会所的事上太多，应该在买地上多花一点。然而，弟兄们欢欢乐乐的拿会所的模型给我看，我觉得木已成舟，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，于是就造了这个会所。以后听说香港会所像堡垒一样，要拆除恐怕要费一番工夫。
我几十年为主说话，一站在会所里，就知道会所的音响好不好。香港会所是讲话很吃力的会所，因为天花板太高。我到过全世界许多地方讲道，我向你们举荐，安那翰会所的音响最好，无论在那个角落讲话，讲的人声音都不会哑。讲道的人对听众的感觉非常敏感，一听到音响有问题，声音出不去，说话就会急，一急声音就不行了。安那翰会所刚建好后，特会有四千人，我对四千人讲话，一点不吃力；因为天棚的高度适合，加上墙壁和天花板都是波浪式的，不太需要靠音响及麦克风。在任何一个角落，有人起来作见证，只要声音高一点，全场都听得到。
我很清楚香港是个重地，当时我实在有负担常到香港，但是在台湾有一班基督徒造谣，说我是共产党分子，有嫌疑替共产党作事。因此政府当局非常注意我，那时香港我是来不得的。所以，从一九五○年到五四年夏天，约四年之久，我才来第二次。回台北时，有弟兄们告诉我，监察我的恐怕有二百人，都是杂在接我的圣徒中间监视。我什么地方都被查过，连领带都查了，所以，他们至终知道我是道地的耶稣迷，根本没有心作别的。第二年，一九五五年，我再来就不只有特会，也有训练。从印尼、菲律宾都有人来受训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常常到香港。
我向你们敞开交通，从我幼年事奉主，最受锻炼及操练最多的一件事，就是能认识人的里面，能摸着人里面的感觉。我一出来事奉主，特别是从倪弟兄身上学到的，第一，就是学习认识人。第二，无论对个人，对团体，或对一个地方，都学习没有意见。第三，若是事情真正要我们负责，就应该说重点，说有价值的话。比方倪弟兄托我帮助香港召会买地的事，我就简要的对弟兄们说，多用钱买地，少用钱造会所，这是事情的重点，也是作事的经验。
我可以向你们夸口，虽然从一九五○年，倪弟兄安排我带领香港的事奉，我也实在带领了，但我对香港从来没有意见，也从来没有给过一封信，说我感觉香港该怎样。我受了重托，不只是为着一地的工作，更是要负海外见证的工作。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，虽然我不能天天住这里，但我却负担着这个地方，所以我的眼睛并没有闭起来，我乃是一直观察。
照我的观察，头五年，从一九五○到五四年，香港每一位同工、执事、长老，都是同心合意照着我的安排往前，所以那四、五年带进许多祝福。一九五四年，我来开特会时，连院子都坐了人。然而一九五五年之后，香港内部有些人的心不对了。从那时起，开始有人说，‘台北也不一定有更好的东西。’我从幼年事奉主开始，最避讳的，就是不可以两地召会竞赛，说甲地比乙地好，或说乙地比甲地好；这是不可以的。一九五五年这个声音出来之后，虽然我没有和晤晨弟兄交通到这事，但我相信晤晨弟兄恐怕也从那时候起，闻到了这个味道。我们都听见这话，但我们却没有谈过，因为一谈，就怕事情会发酵起来。我们学了一个功课，除非事情发生，否则不要把它当成一件事，因为那是愚昧的，并且也给撒但开了门。无论如何，只有神知道人的心。
弟兄姊妹说这些话，就是给撒但开门。香港这里说，台北不一定比香港好，这说出香港腐化了。一颗苹果腐烂，都是从里面开始腐烂的。香港的祝福在头四、五年以后，就开始漏了，好像一个大水桶漏了水一样。水都是头四、五年打进来的，之后就没有什么新水进来，倒是原来的水流出去了。到了一九六○年，香港就有人放话说，李弟兄讲异端。等到这话一出来，我里头就非常清楚情形不对。这位说我讲异端的人，也写信给张郁岚弟兄，告诉他我讲异端。有一天，张晤晨弟兄就和这位说我讲异端的人谈话，张弟兄对他作见证说，‘李弟兄今天在海外负见证的责任，是当初倪柝声弟兄安排的，我们大家所作的，就是一个工作。’他回答说，‘那已经是历史。’可是在对他有利的事上，他却去抓住倪弟兄的安排。
我们需要把事情弄正确，不能我们不接受的就说那是历史，对我们有利的就说那是倪弟兄安排的。我不是批评人，也不是在你们面前说别人的短处；五十年来，召会中一切的问题，都是人的‘心’的问题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是权力地位的问题。倪弟兄的安排，若与他的地位权力有利，他就接受；倪弟兄的安排，若与他的权力地位没有利，他就说那是历史。张晤晨弟兄向那位说我讲异端的人，举出他许多不当之处，他就流泪悔改，并且承认他作错事。然而没有多久，他又故态复萌。那时他常和魏弟兄发生冲突，有一天，忽然跑到魏弟兄家，抱着魏弟兄亲他，向他悔改认罪，但不久又依然故我。这叫我们实在难以应付。
一九六四年，我接到这位弟兄的一封认罪的信。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价值，因为他没有直接得罪我，所以我没有回信。一九六四年夏天，香港的一位长老许弟兄到洛杉矶参加特会，就向张宜纶弟兄问起，为何那位弟兄写信向李弟兄认错，李弟兄却没有回信。我就告诉张弟兄，我所以不回信，是因为那位弟兄并没有直接得罪我。他写信给张郁岚弟兄说我讲异端，他应该向张弟兄对付这件事。许弟兄回到香港就问这位弟兄有否这事，他回答说，‘我真的写了那封信么？’这位弟兄便写信去问张郁岚弟兄，张弟兄就把那封信复印给他。最后，他才从香港发信去对付。
一九六一年以后，我虽然人在海外，但张郁岚弟兄和张晤晨弟兄，几乎每周都给我一封信，与我交通台湾的情形。从信中我得知，有几位弟兄在台湾，一直暗中破坏这个工作。一九六五年我回到台北，处理了那件事。（详情见下册，第十六篇。）
一九六五年十月间我来到香港，那位说我讲异端的弟兄已经向我认错，也向张郁岚弟兄对付过，我觉得也不错，就在那里好好讲道，之后就回到美国。尔后他在那年也去了美国，正如第五篇所题过的，我到机场接他到我家里。难处是他说我讲异端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而一的神，以及基督是受造者这些问题。我就问他到底对神怎样看？他说是三位。我说，你切不要这样说，那时，他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。
一九六六年，我回台北传福音，之后应邀到香港，也传了点福音。他请我到他家吃饭。那知一九六八年，我们在台北开过大会以后，香港就大翻动，说我讲异端，到了一九七○年，情形就更严重了。
一九六九年在美国可以说是最高峰的时候，一九七○年有国际大会，之后就移民到五、六个以上的地方。原本我已安排好，要一个一个地方去看望他们。正在我准备动身时，接到香港弟兄们的长途电话和信函，说香港那里说我讲异端的人大闹风波。弟兄们觉得这是关乎真理的事，非要我来不可。所以，那次我只探望了亚特兰大。
一九七○年以前，说我讲异端的人，已印出一本刊物，是关乎整编本诗歌真理的问题，其中都是论到我说异端的事。我在美国看见这书，我并没有太去理睬。到了一九七○年，这位弟兄实在闹得香港召会简直不知如何是好，弟兄们觉得我最好回去将真理驳正。所以，我一面出门探访移民出去的圣徒，一面赶着写出一点驳正的话。
我于亚特兰大访问完毕，就到了香港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请晤晨弟兄上台讲，我坐在下面，旁边坐着郑谦原弟兄。聚会开始没多久，外面闹起来，有人冲了进来，直冲到讲台前面，打讲台上挂诗歌及圣经节的架子，整个场面是乱糟糟的。
张晤晨弟兄很镇定，正要翻开圣经宣读，被这么一闹，他也就不出声。但是台上的架子一倒，打到他的头就流血了。此时，闹事的人当中一位，就把电源关掉。我看见有一个人将郑谦原弟兄抓住，我便大喊：‘快救！快救！’青年们围过来，那个人就跑掉了。魏弟兄说，‘李弟兄，不行，一定要喊警察。’
事先我们已经料到会闹事，便嘱咐弟兄们千万不要还手，千万不要说不好听的话，也不要找警察，我们只要安安静静的。然而到了这地步，实在不行，所以魏弟兄就打电话找警察来。我跟着魏弟兄到执事室，那些人就将房子围起来，大骂并且摔花盆。这实在令人痛心。当晚魏弟兄、许弟兄和我都在魏弟兄家，谈到天亮。我一直劝他们什么都不要作，他们不能接受，直到清晨五点左右，弟兄们才接受我的劝告，完全退让。于是安排车子，接弟兄们到新蒲岗聚会。我的心真是伤痛万分。
这里我们必须说到，一位和香港召会有关的人，就是一位西国姊妹巴小姐（E. Fischbacher）。正如第四篇所题到的，她是在一九三五年，倪弟兄被请到我家乡访问时，在单大夫家中遇见的。后来，她转到我们中间，曾住在上海，参加上海召会的聚会。到一九三八、三九年，当倪弟兄在伦敦翻‘工作的再思’时，她也在翻译上帮了不少忙。
太平洋战事过去之后，到了一九五五年，我接到巴小姐的信，她说她有负担和另一位姊妹再到远东来。我覆信说可以；那是史百克弟兄来的那一年。以后她们觉得香港的生活习惯比较方便，就住在香港。一九五八年她们回到伦敦，当时我跟着史百克弟兄也到了英国，他将我当作贵宾看待，就安排她们两位姊妹替我们作饭并接待。以后她们回到远东，先到菲律宾留一段时间，又到香港，之后又到了台北。
一九五九年秋天，我们在台北三军球场有大型福音聚会，到会的人数在一万人以上，很多人悔改得救。之后又在高雄大体育馆传福音，也是四、五千人。这位姊妹一路都跟着我们，很受感动，便写了一封信给西方的朋友。大意是说，台北的召会生活，是高到不可再高。实在说，我也不太赞同她说的这么高；甚至到今天，我认为台湾的召会生活，还没有她写的那样高。她留在台湾三个月以后，就到了香港。
一九六○年三月间，她住在香港，正是香港闹异端的时候。她年龄比我还高，真理不能说不认识，也有文学造诣，但是到了香港就被讲异端的人破坏了。一九六二年，她向一位在台湾认识的美国姊妹灌毒素，说我是个被神废弃的人。那位姊妹后来回到美国，特地到洛杉矶见我，将这些事告诉我。
一九六一年，巴小姐特地回到台北，在同工聚会中表示，从前她只曾交给召会，不曾交给工作，现在她愿意交出来给工作，不只服从召会的权柄，也服从工作的权柄。她要求我为她按手，但我灵里不在乎形式上的事，觉得她在同工聚会里已经宣布，我也默认了，所以就没有那样作。这也许使她产生不太积极的感觉。等到台北召会的长老聚会中，她又说了这段话，要专一接受工作的权柄。她是有这样的心愿，但是，当她再度回到香港，很快又中了毒。她这样变来变去，变得太快了。我实在觉得主的话是可靠的，圣经中的原则是，姊妹们必须蒙头。
一九六二年，有位同工从美国到了香港，香港召会向他关门，连平常的聚会也不许他讲话。他回到美国，就将这些事告诉我。一九六四年，这位弟兄又到香港，告知他们，主怎样使用我在美国的事，并为我作美好的见证。因此，那位说我讲异端的人写了封信向我认罪，同时这位姊妹也写信向我认罪；不久，她又写了第二封信，承认我是‘神所给在香港工作上的权柄’。
我收到这两封信，里面非常纳闷。一九五九年这位姊妹写信，将台北的召会称赞得那么高，一九六一年又到台北要交出来，当众接受工作的权柄。一九六二年，却向那位美国姊妹灌毒素，警告她不要跟随我。一九六四年，又来信承认我是神所给的权柄。我里面实在觉得，这位姊妹太翻来覆去了。
远东这个工作，可以说是倪弟兄和我们这些弟兄们流汗、流泪，甚至几乎是流血打拼出来的。这位西国姊妹，第一，是个姊妹，第二，是从远处来的，怎能今天这样明天那样，说长道短？她怎能有这个地位？主并没有叫我作那么多，所以我就表示我不愿意作她的权柄，也不愿意她服我的权柄。我告诉她，主给我的负担是作美国和台湾，主没有叫我作太多，所以我不愿意作她的权柄，也不接受她服我的权柄。她跟随主多年，自然不是个糊涂人，我话中的意思她是明白的。
其实，这位姊妹所以能这样说来说去，都是因着说我讲异端的人给她地位；他们将她高举到一个高的地位上。然而，不管她年龄多高，也不管她多‘属灵’，无论如何，她总不能忘记她是个姊妹。我从她身上学了功课，使我对姊妹们有彻底的认识。我对姊妹们没有重的信任，因为姊妹们太摇动，太不稳定，并且不懂大局，耳朵又太软，东听西听，说长道短如同‘儿戏’。虽然她的意思不是儿戏，但她的作法就是儿戏。从那天直到如今，我没有再见她，她也没有再见我。我绝对相信她的良心里并不快乐。
我把这些事摆在你们面前，是盼望你们看见光，并看见为什么会有这些事。实在说来，这都是基于同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权力和地位。但愿我们能为此多有祷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