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篇 鼓岭训练与时局变化


上海召会的复兴与鼓岭训练

一九四八年四月间,在上海全国性的交通里,倪弟兄的职事得到完全的恢复;同时,百分之九十以上,在风波中出过问题的圣徒都悔改了,并且向倪弟兄认错,对付罪。到了一九四九年,其余的人也悔改了;可以说,整个上海召会都对付清楚了。那实在是荣耀的光景。那次交通聚会以后,有八十几位弟兄姊妹,包括张晤晨弟兄、孙丰露弟兄,都被留下,到福州城外的鼓岭山上,在那里受训。

非正式的训练

早在一九三○年初,倪弟兄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,觉得应该对那些比他年幼,被主兴起来的弟兄们,和少数姊妹们,施与特别的训练。一九三三年十月,主带我到了上海,倪弟兄就留我作他的客人,实在说,就是留我在那里受他的带领。虽然那时没有正式的训练,但他在那里所作的,就是一种训练。那时,除我以外,还有七、八位年龄和我相当,或者比我年轻一点的弟兄,从南方、北方来,也住在倪弟兄的招待所里。我在那里学了许多功课,这是主的恩典。

我生性不愿和人接触,读书、运动都喜欢单独。年幼时,我不太和其他的孩子玩,多半是自己玩耍。等到我十九岁左右读专科时,学校见我足球踢得不错,把我选入校队。然而,我既不参加开会,也不过问事情;他们分派我踢什么,我就踢什么。到时候,我穿上队服,就上场去了;踢过之后,也不和队友交谈,就回家了。此外,我也怕到别人家里访问或吃饭。一九四○年我们都在上海,我在那里最少住了两个月,帮忙写基督徒报的稿子,写好就交给李渊如姊妹。当时,张湘泽师母也在那里帮助李小姐誊抄稿子。同时,我们二人也都参加了友华村的训练。然而六十天之久,我们几乎没有谈过一次话。因为我不敢见人,一见人,脸就红。现在过了四十一年,认识我的人都能见证,我是变了。

不仅如此,那时我出门,只要一搭交通工具就晕。第一次搭船,是刚进专科学校时,学校足球队要出征,从烟台到东北的奉天参加足球赛。我们搭的是一种小型船,开得很慢,要八小时才能到达。我一上船,船上的味道就叫我想呕吐,等到船在海中航行晃来晃去时,更是吐个不停。所以,我最苦的一件事就是从烟台搭船到上海,四十八小时的航程,我一上船就得躺下,准备呕吐。不只搭船,连坐汽车、火车也晕,真是苦阿。

然而蒙召以后,不出门是不行的,必须出门到处跑,结果上船晕船,上车晕车。我在菲律宾时,弟兄们看我又要讲道,又要写稿,很辛苦,就带我到碧瑶山上休息。我坐着弟兄自己开的私家轿车,到了中途就晕得吃不消,赶紧找地方休息。旅行苦,进到人家里更是苦,因为进到人家里作客,出也得鞠躬,入也得鞠躬,还得常常对人说,‘谢谢、对不起;’此外,还要和人谈话,这对我实在是难。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个性。

一九三三年到了上海,住在倪弟兄那里受他带领,学了许多功课。在吃饭的事上更是学功课,因为给我们作饭的厨师是绍兴人,天天作咸得不得了的绍兴菜。另外,住在一起的年轻人,无论是从南方或北方来的,在我看都没有受过什么对付或管教。一位福州来的弟兄,每早晨穿着拖鞋下来。我们在北方,是不可以穿着拖鞋见客的,也不可以穿着拖鞋在公共场所吃饭。这些事都叫我学功课。有时,我也到倪弟兄跟前去交通,问他我们住在那里可否这样作、或那样作。倪弟兄懂我的意思,知道我是希望他来管教管教这些弟兄们。

时至今日已经四十八年了,我们那些同住的弟兄们,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这条路上;其余的人早在我还没有离开大陆以前,就都不见了。虽然有一阵子的热心,要事奉主,甚至住在倪弟兄那里接受训练,但却无法持续走在主的路上。那时,每周最少有一个晚上,倪弟兄来和我们坐下交通,我们就特享‘大餐’。我们发问,他就回答,实在是好。我们在那里这样亲自受他的训练,但是之后那些人却离开了这条道路。

真茹训练中心

倪弟兄很早就有一个负担,觉得需要有训练。一九三六年他受主带领,也得着主的供给,在上海附近的真茹买了一块地,造了一个训练中心。一九三七年,他召集同工紧急聚会,对我们讲‘工作的再思’的信息。那期间,他亲自开车载我,从沪西到真茹去看那个训练中心。当时房子的钢架和门窗框子都上好了,只剩下玻璃窗还没有装;他很喜乐。然而没有多久,就遇到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事;战争把那个训练中心完全摧毁,训练也成为泡影,没有成功。

上海友华村的训练

一九三九年倪弟兄从英国回来,召开特别聚会,释放关于基督身体的信息。从那时候起,他对召会有一个转机,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他认识召会是基督的身体,这是从内里生命说的;另一面,他看见召会需要实在的建造,这是指着外面的配搭说的。他都在那里实行。同时,他在离文德里不远的友华村,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,开始作训练。那时,我们住在一起受训的,约在五十位以上,加上本地参加训练的,有时也达八十位之多。每一周,倪弟兄最少有两、三个上午和我们坐下,长时间给我们训练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,那个训练进行到一个时期,专门对付我们每个受训者的奉献。每一个上午,他不讲别的题目,就点我们的名字,请我们详细的作奉献的见证,他在那里听。所有的人都见证过后,几乎没有一个人通过他的察验。这个人见证过了,他就点出来说,‘你没有奉献,’那个人见证过了,他也点一点说,‘你没有奉献。’实在说,可能我们觉得自己奉献了,但实际上还没有奉献。那段时间,他就这样一直在奉献的事上训练我们。

不仅如此,他也在看见身体的事上训练我们。我们作了自己看见身体的见证后,他就点出:‘你听了身体的道,你说你认识身体,但是你根本没有看见。’这又是个大难关,不要说年幼的同工,即使是比较年长、多年的同工,也都受了难为。因为几乎都没有看见身体的异象。那个训练叫众人都得着实际的帮助。

购置鼓岭训练中心

一九四二到四八年,倪弟兄有六年不能尽职,他在那里经营生化药厂。那时正值太平洋战事之际。原来福建省一带的西教士,都在鼓岭山上买地造洋房,所以鼓岭山上大概有将近二十栋花园洋房。战争期间,白种人受到日本人的难为,有些西教士被关到集中营去,有些西教士得不到后援供给,非常艰难,想要回国。他们一个个把鼓岭山上的房子便宜出售。中国人一般不肯住到鼓岭山上,全福建大概只有一个人需要这个地方,那就是倪弟兄。他把一栋栋洋房以很便宜的价格全数买下,也没有告诉别人。等到一九四八年,他在上海全国性的交通聚会里,恢复职事以后,他就告诉我,所有愿意的人都到鼓岭山上。

那时,我才得知倪弟兄这六年经营生化药厂的一点收入,全都买了鼓岭山上的房子,准备作为训练中心之用。那真是个好地方,每栋房子都相隔一段距离,可供弟兄姊妹受训之余散步,是最理想的训练处所。就在准备到鼓岭山上训练时,我个人和倪弟兄有一次很强的交通。我说,‘倪弟兄,你把这些人带到高山上去训练,好像训练医科学生却没有医院一样,怎么实习呢?还是留在上海好,有召会可以实习。’倪弟兄不辩论,也不讲道理,笑一笑说,还是上山好。所以八十多位弟兄姊妹,就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上了鼓岭山,接受五个多月的训练,直到那年十月间。在那里没有电话、没有问问题的、没有搅扰,一天到晚听倪弟兄讲道,从周一讲到周六,只有主日下山参加福州的聚会。至于我,则被留在上海,负责供给福州鼓岭山上的需要,但主要的负担乃是在上海买地造会所。

购地盖造上海会所

上海召会购地的缘由

上海召会从一九二六年年底开始有聚会,后来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召会,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,还是租用文德里的一个小房子,就是上海所谓的弄堂房子。开始时只租了一幢,慢慢开展就租了三幢,最后租了四幢,甚至把四幢打通,可惜因为柱子不能打掉,所以里面有许多柱子。楼下是聚会所,楼上是招待所、办公室、长老室等,算是不错。然而到了一九四七年复兴的时候,因着聚会人数加多,实在没有办法容纳。本来四幢连起来最多能坐四百人,如今每次聚会都到一千多人,会所的前面、后面、弄堂里,都是满满的。不仅如此,会所对面是福音书房、李小姐的住处,还有好几家弟兄姊妹住在那里;每到主日,他们的屋子里都坐满了人,整个弄堂里也是满了人。聚会时最少要用上十多个扩音喇叭。所以,买地盖造大会所的需要实在日益紧迫。

早在一九三三年,倪弟兄去英国访问弟兄会时,他们曾说,若是我们的聚会也走他们的路,他们就负责替我们买一块地,造一个会所。那时上海是全中国生活程度最高的地方,地价很贵,以本地弟兄们的力量,不大可能盖造一个会所。弟兄会的人知道这种情况,就题出那个条件,但是倪弟兄拒绝了。

到了一九三六年,在上海聚会的一位家境富有的年长姊妹,她有一块地,地点非常好,面积也很实用,价钱约是当时的六、七万元。她听见召会要造会所,愿意把地送一半给召会;也就是说,定规六万元的地价,召会只要出三万元。那时,出三万元也不容易,可是弟兄姊妹都拼过来了。然而到了正式成交立约时,这位老姊妹的一个女儿,题出一个条件,要求将来召会造会所时,在会所一个角落放一块石碑,记载这个会所有一半是她母亲奉献的。倪弟兄不接受这个条件,他告诉那位女士说,我们的奉献都是不记名的,不能特特为她母亲的奉献立个碑。我们为此交涉很久,终不成功,就把地退还给她们,拿回三万元,留在召会的账上。

很快就到了一九四一年,日本轰炸珍珠港,太平洋战事爆发,上海局面转变,被日本人占领。银行存款因着币值的变动,都有问题。因此这三万元存在那里也成了一个问题。要知道,服事召会并不容易。有一天,一个所谓的‘弟兄’拿枪到李小姐的住处,威胁她说,‘我确实知道召会有这笔款存在银行里,你去告诉负责弟兄,从这笔款里准备多少,我明天来拿。’李小姐马上找长老交通,一同祷告,把这件事交给主。没想到第二天早晨,报纸登出那个人在马路上,被电车撞死了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所以主恢复的见证,每件事都得争战,就是买块地造会所也不例外。地买不成是难处,留下一笔钱存在银行里也是难处。那时人把钱存在银行里,经过几次币制的转换,币值一路贬,到最后都化为乌有,不过是一堆不值钱的纸张而已。所以,这三万元存款也是一个负担。

凭信越过买地造会所的高山

一九四七年,上海召会复兴,买地的问题又来了。然而经过这么多年,其间倪弟兄的职事停了六年,上海召会也关门四年多,谁也不知道那笔钱在那里。弟兄们带着我到处去看地,一块不中意又看另一块,看了许多块地。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间,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,召会人数增加,大家都非常有心。倪弟兄对我说,总要把造会所这件事作成功。他说,‘这是我们中间最高的山,我们爬了多少年没有爬过去,这一次你总要靠着主的恩典,爬过这座山,买地造会所。’最终,我们在南阳路找到一块很大的地,近乎一万二千方尺,上面有一幢花园洋房。

地主所开的售价不愿少于美金十万五千元,也就是二百一十根金条,二千一百两金子。当时由于币值不稳,洽谈生意都是以金条计算。大家都觉得这块地很好,花园洋房可以办公、接待,后面一大片地可以造一个大会所,里面坐三千人,外面坐二千人。地点适中,离文德里非常近,环境又好,大家都非常满意;只是价钱太高,二百一十根金条分三次付清,每隔一个多月就要付七十根金条。我问负责办理买地的长老弟兄,他对我说,‘李弟兄,你说买,我们就买;你说不买,我们就不买。’我在主面前考虑后,觉得应该买。我又请管账的弟兄,把一九四七年开始,弟兄姊妹为买地造会所奉献的金子,计算一下。虽然都是零碎的小金饰,总计也有三百七十多两金子,就是三十七根金条,只够付第一期款的一半;然而我里头觉得还是应该买。

倪弟兄忠心的见证

有一天,倪师母忽然来找我,说,倪弟兄请我当天晚上到他家去一趟。我到了他家,坐了一会儿,他拿出三十五条金子来。我大吃一惊,问他这是从那里来的。他说,‘这就是当初那位老姊妹的地没有成交,退下来的那三万元,一直到现在总数是三百五十两金子。这本来就是为上海召会买地的钱,现在我听说你们买了地,你们拿去用吧。’我听了非常喜乐,弟兄姊妹已经奉献了三十七条金子,现在又加上三十五条,不就是七十二条么?正好付第一期款。

另一面,我里头非常受感动,因为那时已经有人在议论那笔钱的事,倪弟兄从来不说一句话,等到实在需要的一天,他摆出三十五条金子。那笔钱若不是他在那里,用各种方法管理,也是化成灰了。我就看见,这里有一位弟兄,不只明白真理,他实在是忠诚。你们想想看,在那样变动的时候,币制一直改换,倪弟兄却保守这笔钱的价值,末了还比原来的价值高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只有忠心的人才肯这样作。这是一个见证。

主奇妙的作为

有了头一期的七十条金子,我一面喜乐,一面担子又来了,第二期要怎么办呢?这时,又有一件奇妙的事。有一位陈弟兄,是山东人,他的大哥、二哥都在东北作生意,事业非常大,可以说是千万富翁。这位陈弟兄曾在青岛奉献一大块地,出资建造了一个容纳一千人的会所。他的家在青岛,两个哥哥的家在东北。一九四八年左右,金元券变得不值钱,东北的金元券大量押到上海来买金条,陈弟兄的两个哥哥也派他到上海卖金元券、买金条。那时,上海召会的一位长老杜忠臣弟兄,因为时局转变而失业。陈弟兄到了上海,就请他作管财务的人,专管买金条、记账的事。

正当我们买了地,预备签约付第一期款时,有一天陈弟兄来了,对我说,‘我今天在家里有一个负担,要来见见你。’我问他有什么负担?他说,‘召会买地,分三期付款,每一期七十条金子,但是弟兄姊妹的奉献都是零碎的小金饰,这要怎么算法?现在有一件事很方便,我们公司有很多金条,杜弟兄在召会里是管账的,在我公司里也是作这个事,好不好就让他两面管?召会收到弟兄姊妹奉献的小金饰,核计一下分量交给杜弟兄,等于存到银行里,需要付地价的时候,就从我们的金条里付出去;不论召会有多少,该付款的时候,我们都先付,召会的奉献可以慢慢的存进来。’我听了喜不自胜,这就如同有一个大银行先垫款,而且借期无限,非常方便。

事情就这样说好了。到了签约付款的那一天,地主亲自来,双方一面交契约,一面交金条。然而这位地主一直握着契约不肯放,好像提心吊胆。陈弟兄就带着地主和上海召会的代表朱弟兄,到中国银行。他在那里告诉地主说,‘这一片都是我的金条,有沪条也有港条,你要什么就拿什么。’平常沪条的成色比港条好,价钱也高一点。陈弟兄又把箱子打开给他看。他一看立刻就把契约交给朱弟兄,又说,‘陈先生,我也不用选了,我好不好沾沾光,金条就存在你这里,我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来取?’这是主的作为,使地价能一期一期的付出去。接着我就积极的设计、找人画图,盖造会所。

从一九四八年四月,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以后,上海召会买地造会所和鼓岭训练这两件事,都顺利进行。买地造会所有主的作为,鼓岭山上训练的光景也很蒙主祝福。在训练结束的聚会中,倪弟兄把一个‘二十年福音传遍中国’的计划摆在众人面前。二次世界大战以前,很多西教士,特别是内地会的,到中国传福音。大战胜利后,内地会又打发西教士到中国来,看看福音的情形。这些西教士回报内地会说,照他们的观察,中国不需要西教士了,因为全中国都在‘小群’福音的手下。因为到那时,全国三十几省,每一省都有主恢复的召会,约计有四百多处到五百处。加上鼓岭山上的训练又是那样成功,个个灵里火热,所以倪弟兄就订出来一个计划,要‘二十年福音化中国’。

倪弟兄计划了五条大路线:第一是最北的一条,从天津、北平进入绥远;第二条,从烟台、青岛到陇海路,进到西安;第三条,从上海顺着长江一直到四川;第四条,从福建厦门经过江西,进了内地;第五条是由香港入广州,至西南,这是最南边的一条。倪弟兄负责带领训练,受过训练的人由我分派,到这五条路线去传福音。然而因着局势的变迁,这五条大路线都没能实行。历史终归是历史。倪弟兄一生的工作,不是重在开展工作,乃是重在生命。虽然一九四八年底,按着鼓岭山上受训的情形,无论谁在那里,都不能不觉得,就福音而论,主是把全中国都交给了我们,我们实在应当为着主有点作为;但主的意思不是如此,所以这个大计划没有作成。

然而,那些在鼓岭山上受训的人,下山以后,特别是北方的弟兄们,里头打足了气,丰富、有能力,他们到了青岛,在那里不过一个月的光景,就到处传福音;有一天,受浸了七百多人。当然,青岛也有一个大的复兴。换句话说,那些从鼓岭山上训练下来的人,到那里去,那里就有福音的开展,就得着复兴。因此,倪弟兄有负担再办第二期的鼓岭训练。

时局变化

第一次紧急同工聚会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,美国总统大选,共和党的杜威和民主党的杜鲁门竞选,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希望杜威能当选。正在那时候,我到了杭州,为着办理七、八十位弟兄姊妹从浙江萧山移民到江西的事,有一个很重要的特会。正当末了一次聚会结束的中午,我接到倪弟兄的紧急电报,要我立刻放下所有的事,到上海去。我到了火车站,看见号外,才知道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,政治局面要变了。我一到文德里的会所,就见倪弟兄坐在那里等我。他告诉我,因为杜鲁门当选,情势对国民政府不利,共军已经到了浦口,不久就要过江;这种情形,同工们应该在主面前祷告,怎么应变。他就定规那天晚上,所有在上海的同工开紧急会议,交通、祷告、定规怎么办。聚会中,他先交通一点当时的情况,大家也有些祷告,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,因为不知道怎么说。安静了一段时间,他开口说,‘我觉得,无论如何,我们要打发李弟兄出国,我们大家还都要留在这里,继续作下去。’之后他就离开上海,到福州准备第二次的鼓岭训练。临走时他嘱托我,无论如何要尽最大的努力,在最短的时间内,把上海会所盖造起来。

第二次紧急同工聚会

于是,我在上海积极的赶造会所,倪弟兄在福州积极的准备训练,他希望趁南省还自由的时候,能快快的再作第二次训练。岂知政局转变得太快,他在一九四九年一、二月间,又从福州飞到上海,再次召开紧急同工会议,更确定同工们的行动。在聚会中,他又说,‘不论李弟兄自己怎么感觉,我们总是要请他出国。’然后他说,他清楚,所有的同工都要留在国内,为主忠心到底。大家没有说话,只有一点祷告。聚会很快就结束。散会后,我和倪弟兄在弄堂门口散步,我的感觉很重,因为大家都要留下,只把我一个人打发走。所以我问他:‘倪弟兄,你刚才已经很郑重声明,你们大家都要留下,为主忠心,只要我一个人出国,是不是我不配留在这里为主忠心?’他转过来看看我,说,‘常受弟兄,你要知道,我们当然仰望主;但是可能有一天,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,所以你必须出去,这样还会留下一些。’我说,‘既是这样,我没有话说。’接着他问我:‘你现在怎么办呢?是先到香港,还是先到台湾?’我说,‘我也没有什么观念,你怎么说,我就怎么作。’然而,他再嘱咐叮咛我,无论如何要把会所造出来。那时,会所已经造好一半,聚会也搬到那里,搭了一个芦席棚,在棚底下聚会。之后,倪弟兄又回到福州,在那里准备第二期的训练。

转至台湾

一九四八年底,倪弟兄和我交通时,我们都觉得台湾的见证应当加强;所以我们拍电报给在青岛的张晤晨、孙丰露、刘效良三位弟兄,请他们和在上海的赵静怀弟兄到台湾去。他们四家也接受负担,在四八年底去了台湾。到了四九年初,张郁岚弟兄因为在政府机关作事,也随着政府去了台湾。倪弟兄与我交通,我们就写信给他们,请他们五位正式负台北召会长老的责任。从此,台北召会就上了轨道,有了带领。一九四九年初,学校刚开学,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,原来都就读于南京著名的高中,快要毕业了;但是因着情势混乱,他们不愿意再回南京,而愿意到台湾去,我只好把他们托给随政府机关到台湾的张郁岚、张振弟兄,让他们到台湾入学读书。

那年三月底,共产党的军队从南京要进入上海,情势紧迫。当时,我仍然留在上海。有一天,倪弟兄忽然拍电报给我,要我把上海造会所以及其他一切责任,都交给地方上的长老们负责;并且要我去福州到他那里。第二天,我买了机票,预备先到台湾看两个孩子,再飞回福州。我的家人问我,他们怎么办?我就托弟兄们替他们买到台湾去的船票,买得到船票就上船,买不到船票就留在那里。感谢主,我到了台北,他们不久也抵达了基隆。我在台北停留三、五天,将他们稍作安顿,就再飞回福州,参加倪弟兄的训练。到了那里才知道,因为时局的关系,他们刚从鼓岭山上下来,搬到城里的海关巷。

过了几天,有消息传来,共产党的军队从杭州南下,很快就要到达福州了。倪弟兄立刻托弟兄们为我买船票或是机票,让我去台湾。那时真是一票难求,只好由一位弟兄陪我带着行李,待在一条小船上,等候大船的船位。我们的小船,在闽江大约漂流了两天。后来,一位和航空公司熟识的弟兄,开着吉普车来到码头,叫我快快上岸,不要管行李了。我上了吉普车,他火速载我到机场,递给我一张机票;我一上飞机,机门就关了。我就这样飞到了台湾。

那时,台北召会还在一个日本式榻榻米房子里聚会,聚会时大家都要脱鞋。我们北方人连看人穿拖鞋都不习惯,何况是脱鞋?所以弟兄们要我去讲道,我讲得既不甜美,也不自然,里面总觉得委屈。因为我们在大陆几十年打拼、劳苦,已经有很好的果子。那些年间,我们众人真是苦,也真是凭信心而活。

信心生活的见证

为着青年人,我愿意在此插入一点见证。一九三五年底,工作打发我去天津。那时天津是一等的港口,有一百万人口。我觉得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,实在需要一辆脚踏车。然而我口袋里大约只剩下四十元,而且我的家眷正要从烟台搬到天津,需要一笔搬家费。有一个周一,我去祷告,里头觉得主要我去买脚踏车。那时我正好接待一位弟兄,名叫张子模,我就约他一同去看看脚踏车店。一到车店,我一眼就看中其中一辆车,车价连手续费共是三十二元。当时付钱,晚上就可以拿车。我因为担心受骗,没有马上买下,就再出去走一走,结果在一个小市场口,看到一辆车和我中意的那辆一模一样。车主出来,我就请问他,他正是在那家车店用三十二元买的。于是我们折回去买了那辆车。傍晚,我把车领回来,然后上楼为这件事感谢主。我正祷告时,主在我里面说,‘你今天付出去了三十二元,你算算从上周六到今天,你收到了多少钱?’我一算,真是奇妙。上周六我接到从远方寄来一张二十元的邮政汇票;主日晚上开出两个奉献包各一元;今天周一,有一位还没完全到我们中间聚会的本地圣徒来看我,与我谈话;临走时,给了我一个信封,说,‘这是主给你用的。’我打开一看,里面有十元。我那天下午去买车,并没有先算收到多少钱。等我祷告感谢主时,主要我算一算,我才发现正好是三十二元。立时,我无法自已的流下感恩的眼泪。

第二年一月,我接到倪弟兄的电报,到上海去,没有给家里留下多少钱。有一天,眼看家里的钱就要用完了。李师母就和我的大儿子一同跪下祷告。刚祷告完不久,有一位不常聚会、较为富有的老姊妹来了。那是个下着小雪的晚上,她到我家找李师母。她说,‘我在家里感觉非来见你不可。’她给了李师母一笔款,这笔款在我跑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、济南、青岛的那几个月里,正够我家里的需用。在那些日子里,有时就是一、二块钱,解决了我们断炊之危。这是我们当初所过的生活,也是我们当初所走的路。

预备的工作

经过多少年的辛苦以后,刚刚有好的结果,全国有几百处召会;而且上海是全国工作的中心,我们在那里每一、两周就出版一种刊物,共有四种刊物:执事报、道路报、见证报、福音报。现在忽然转来台湾,那时的台湾完全是个落后地区,马路用石子铺成,大家很少穿鞋袜,都是穿着木屐,走起路来喀拉喀拉响。我躺在家里看天花板,听木屐声,越听越懊丧。我问自己:‘我们来这里作什么?’真是灰心万分。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,到了四、五月间,有一天我里头有一个感觉,我应该从台北一直到南部,顺着铁路去访问那些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。那时,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,随政府机关、医院、学校,以及被迫到台湾的,约有三百五十到五百位,都散居在铁路的重要站口。所以我就一站一站去访问他们。

台湾工作正式开始

等我访问完了,我得到很好的印象,一面外面的环境是落后,但是有一种光景,加上这三、五百位弟兄姊妹,让我觉得有一点路。所以我回来与弟兄们交通,觉得主在这里还是有路。就在那时,有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回到台湾,看见这个需要,就奉献了现在仁爱路会所的一块地,造了一个小会所,大概能容纳三百人左右;到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就可以使用。所以我对弟兄们说,台湾的工作算是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开始,也是那一天开始有特别聚会。我们同时登广告,让各地来台湾的圣徒们知道,我们也到了台北,并且开始聚会,请他们尽量和我们通信交通。

到了八月一日主日上午,那些从大陆来的基督徒,有些找不到原来聚会的团体,看到我们的广告也来了;所以那天真是座无虚席,整个会场挤满了人。我进去一看,知道这种情形不简单,我讲了一篇很不平常的道。我说,‘今天基督教里的各个会,就如同中国的餐馆,有四川味、北京馆、扬州味、福州味、湖南菜、厦门菜等。你爱吃辣,就要到四川馆;你要吃馒头,就要到山东馆;你要吃菜饭,就要到上海馆。若是你要吃馒头,却来到上海馆,那你就走错门了。基督教也有各种不同的会,有的替人找对象、办婚事,有的替人介绍职业、提供医药等。今天早晨大家来到这里,我愿意向大家说明白,免得误了大家的事。我们这个召会只单纯的讲圣经,只单纯的传福音叫人得救,只单纯的叫人爱主、追求生命长进,一同事奉主、敬拜神。我们既不为人介绍婚姻,也不鼓励人到这里找对象;我们也不介绍职业或作其他的事。你们要想想看,以后想吃什么菜,就要到什么餐馆去,要走对门。’到了第二个主日,会前我就告诉弟兄们,要准备纸笔,凡是今天来的都要记名。聚会开始,我走进会场一看,人数减了一半,我就知道这些人是要留下来的,是看清楚的。所以末了我就说,‘弟兄们,请你们留下姓名和住址,我们可以和你们有交通。’台湾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开头。

积极传福音

以后,在事奉聚会中,我对弟兄们说,我们到这里来,不要去摸公会的事。我们在大陆几十年的经验已经够了,摸公会是白费工夫;让他们照着他们所喜欢的事奉神。他们若觉得我们认识真理,有供应,是走主的路,他们愿意来,我们当然欢迎;但是这由他们定规,我们不必白花工夫。我们在这里应当作的,就是积极传福音。

首先,我们按照台北的人口数,遍发福音单张。那时台北人口有七十万,我们照着地图上的街道分区,按着巷弄,一户一户的分发单张,撒遍全台北。其次,我们印大字福音标语,张贴在大街小巷、车站、重要的地方。那时,在台北的马路上,无论走到那里,都会看见福音标语。每逢家门口有福音标语的,就知道一定是弟兄姊妹的家。第三,出福音队。每周最少出去一、两次,大家穿着福音背心,到马路上游行,唱诗、敲大鼓,号召人。那时张晤晨弟兄负责打大鼓,是个好手。第四,在台北新公园的露天音乐台传福音。那里大约可以坐两、三千人。福音队先出发,游行街道,把人带到新公园,然后在那里传福音。到一个时候,每次主日记名的,约有四百位左右,成群的人得救。头一年人数增加了三十倍,其中有许多后来都成了长老和执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