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篇 战后各地召会的复兴


抗战胜利前的一点回顾(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)

倪弟兄在重庆与一些弟兄们查经—‘教会的正统’

一九四二年,上海召会因着风波,加上日军的占领,停止聚会后,倪弟兄就到了中国抗战时的首都重庆。在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,许多是从山东齐鲁大学去的,也有少数来自别处。在这些圣徒中间,几乎没有反对倪弟兄的气氛。虽然如此,倪弟兄还是不肯参加召会的聚会,因为他灵里觉得,上海召会对他的问题没有清楚之先,他不能参加别处召会的聚会。这是因他认识真理,知道众召会在全地乃是一个身体,在一处召会有问题,在各处召会都有问题;自己在上海不被接受,不能因为到了重庆,就没有问题。

虽然如此,一面因着弟兄们的饥渴,一面因着没有什么反对的气氛,倪弟兄也就答应弟兄们,每周最少一次,和他们在一个非召会聚会的地方,一同有交通,并有一点查经。那时,他们所查读的真理,整理印行出来,就是‘教会的正统’一书。以后,这本书在后方先印了出来,等到胜利后,书房就再增印,借着这样,主的见证在重庆、成都一带,多少有点开展。我们许多人所认识,曾在台北召会服事的张郁岚弟兄,和已过在高雄召会服事的郑大强弟兄,还有好些别的弟兄,都是在重庆和倪弟兄接触,读经而得救的。所以,当时实在是带进了一班人。然而,因着那种特别的情形,这个开展仍然受到限制,带进来的人不是太多。

李弟兄在青岛休养

一九四五年九月,日本正式投降。那时我在青岛,仍旧不能太活动,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。一九四三年五月我被日本人监禁约一个月后,虽得着释放,却也患了严重的肺病。一九四四年十月间,我得了机会,从烟台逃到了青岛,加上太平洋战事,日本人也就不太注意我,我这才得以在青岛平静的休养。当时我的家人都还留在烟台,弟兄们安排接待我,也要求我在那里休养时,每周至少能有个时间和他们一起交通。

当时因着日本特务机关强逼青岛的召会,参加日军所监管的一个基督教联合会,青岛召会觉得不便参加,为着避免不必要的困扰,只好暂时解散聚会,关起会所大门。

青岛会所在当时就是个非常好的会所,完全用大石头砌造的,外观像堡垒一样,地方相当大,也有招待所。我就在那里休养,并且每周一次,在一位弟兄家里有少数人的追求、交通。当然平日我出去散步,也有人来和我交通。就这样,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多,从一九四四年十月,到一九四六年夏天。

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

在这期间,有一件事发生,约在一九四四年,栾腓力弟兄患了非常严重的肺病、高血压、失眠症等。他是相当忠心的一位弟兄,不太顾到自己,多是顾到别人。在他得重病之前,他觉得应当到北平,照顾那里的召会,就去了北平。没有多久,不过二、三年的光景,到了一九四四年,他所罹患的肺病加重了。那时他个人祷告,弟兄姊妹也祷告,都有信心,相信主医治了栾弟兄,所以就赞同栾弟兄不再养病,起来照常活动。

我正在病中休养,也受到弟兄们同样的鼓励,认为我应该凭着信心,相信自己已经得了医治。然而我告诉弟兄们,事情不是这样,对那样的说法,我里面并不平安,因为我没有感觉应该继续活动,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休养,一直等到我的身体完全康复。

事实上,我知道在那个时候,虽然弟兄们没有告诉我,但我里头非常清楚,他们都认为我养病养得太过了。他们曾告诉我的家人:‘把李弟兄的床拆了吧,他是离不开这张床的。’然而,我有我的章程,我一面接受弟兄姊妹的爱心,一面我心里明白,弟兄姊妹的爱心,常像我早年尽职时所尝过,平阳人蒸的那种馒头,只有外表光亮,里面却是生的;许多人的主张都是只看见外表。所以,我也不讲太多的话,只是我里头并不觉得是那样,我请他们还是给我一点自由,让我把身体休养好,再出来服事。

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间,一个月内两件不好的消息传来,一是我的先母,就是最爱我的,也是我所最爱的,在那个月过去了;当时我并不在家,她是在烟台过去的。第二是我亲爱的同工栾腓力弟兄,在北平也过去了。这两个消息传来,我的心是相当的伤痛。然而我相信,我们的生命是在神手中。到这个时候,我已经离家差不多半年了,所以有些想家;另一面,一个人在外总有许多不便,我就有意思考虑再回烟台。只是当时烟台的环境,因着日军仍在那里,我回去总是不太妥当,所以就放弃回去的想法,并把我的冬衣,全数托一位要回烟台的弟兄带回去。岂知他所搭乘的那艘日本船只,在从青岛开往烟台的途中,被美国军机炸沉了。因为那时美国不许可日本船只,在那一带海域上往来,不仅是军舰,就是商船也不准许。所以那位弟兄,连同我的冬衣,都葬在海底了。我估计自己最低限度,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,会搭上那条船,和弟兄一同回家看看;若是那样,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。我的冬衣是葬在海底了,但我这个人还在这里;我们的性命的确是在神手里。

战后南京召会的光景(一九四六年)

一九四五年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后不久,中国从内地开始复员。有些在政府机关作事的弟兄,因着战事迁到临时首都重庆,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战胜利后,就随着中央政府,回到南京。其中就有张郁岚弟兄;同时,还有一位原先在烟台经商的王裕堂弟兄,也到南京作生意。弟兄们聚在一起后,就决定开始聚会。

因着王裕堂弟兄的推荐,他们就写信请我到南京。经过一些转折,到了一九四六年六月间,上海的负责弟兄们,也写信请我去;所以我就觉得时候到了,因此定意从青岛出门。战事胜利后,交通已经开始恢复,但物资还是相当缺乏,我仅仅用一块白布,就把我的行李打包好,提在手里,搭飞机去了南京。弟兄们安排我住在张郁岚弟兄家,我一进张弟兄家,就发现两位我非常熟悉的人,李渊如姊妹和她的同伴张耆年姊妹,在那里等我。

上海召会从一九四二到四六年,这不及四年的时间里,一直在风波中,而且风波非常厉害;其中有一部分原因,是因李小姐也受了风波的影响。李小姐在我们当中比较年长,属灵也比较有分量,所以虽是个姊妹,多年来却相当受众人景仰。由于她也有分于那个波动,因此波动相当的厉害。然而经过将近四年的时间,李小姐开始有悔意,觉得自己不该有分于那个风波;一步错,百步歪,再也难以挽回那个局面,她实在非常难过。所以,那时她住在无锡附近,听见我要去南京的消息,就和她的同伴张姊妹,亲自到南京等我。

李小姐这时非常灰心,但也非常冷静。我们在那里有很透彻的交通,我完全了解她的心情。她表示她没有任何地位,在弟兄姊妹中间说任何话,因为她作了那样一件错事。言谈之间,她流露出,她觉得似乎是主的怜悯,在上海召会起风波时,特别保守我不在那里,今天才能给主一条路,作一点挽回的事。这就是我到南京时,那里的情形。

释放‘生命树’的信息

所以,我就在那里,向他们释放了生命树的信息。那是我从未讲过的道,是我在病中二年半所看见的。在那二年半里,我只看见一件事,就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,在祂的工作里,所缺的就是生命。无论难处是在那一面,都是由于缺少生命。为着这点,我非常懊悔,在主面前有许多的认罪,和彻底的悔改,并在祂面前有对付。

在青岛养病期间,我没有作工,整天不是躺在床上,就是到外面散步。会所是靠近从前德国人在青岛的总督府,有相当好的环境,从会所步行三、五分钟,就可以走到那里。我是天天到那一带去,看见的尽都是树林、青草,我就在那些情景中散步,天天所作的实在都是祷告,并且多是悔改、认罪的祷告,我对主说,‘主阿,赦免我,赦免我缺乏生命。不仅我个人缺乏生命,在主恢复里的弟兄姊妹也都缺乏生命。主,你的恢复里惟一缺乏的,就是生命。’那个祷告是彻底的、认真的,也是透彻的,所以里头实在有光。

之后,我去了南京,一上台就释放生命树的信息。开头为着身体的缘故,我不敢放胆讲说,并且绝对守住一次信息不超过四十分钟。虽然信息很短,却是叫许多人得益处。尤其是李小姐,当她一听到生命树的信息,真是大吃一惊,可以说是闻所未闻,因此第一个受益的就是李小姐。她里头觉得上海召会的难处,的确是由于缺少生命。

我们都知道,生命树对面有一棵树,叫作善恶知识树,是产生死亡的;虽然有知识,又有善恶,带进来的却都是死亡。所以那棵树,不仅是复杂的,有知识,有善,有恶,还有一个结果,就是死亡。然而,生命树是极其简单的,就是生命;种的是生命,长的也是生命,给人得着的是生命,结果也是生命,一切都是生命。我以约翰福音中的许多事例,给弟兄姊妹看见,主耶稣就是生命树,祂的对面却处处都是善恶树;善恶树就是‘是非树’,善就是是,恶就是非,都不外乎是是非非;闲话就是‘是是非非’,都是善恶知识树上的东西。

我从约翰福音一一举例说明,要给众人看见,在约翰福音里,人来问主耶稣的问题,都是善恶树的问题,也都是是非的问题。在三章,尼哥底母首先开始有话说,‘拉比,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作教师的,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,若没有神同在,无人能行。’(2。)然而,主耶稣对他说,‘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,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,就不能进神的国。…你们必须重生。’(5~7。)主耶稣的意思是,祂不是来作拉比教导人是是非非,人所需要的乃是重生。

到了四章,来了一个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。三章来的是个男人,看起来是好的、善的;四章这位女人,看起来却是坏的、恶的。这撒玛利亚妇人来了,自己有过五个丈夫,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,但她却来和主耶稣谈敬拜的问题。

主耶稣和她谈到活水,要她去叫她的丈夫来,好对付她的生活。然而,对她来说,丈夫是谈不得的。所以她就转了话题,转成为宗教家,来谈敬拜的事,她说,‘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,你们倒说,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。’(20。)主耶稣就告诉妇人说,‘你们敬拜父,不在这山上,也不在耶路撒冷。…那真正敬拜父的,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。’(21~23。)在这山或那山敬拜乃是善与恶,对与不对,是和非的问题;在灵里就是生命的问题。这是约翰三章和四章的事例。

到了约翰八章,经学家和法利赛人,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,问主耶稣是否要用石头打死她?(3~5。)主没有告诉他们,要不要打死她。主乃是对他们说,‘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,谁就先拿石头打她。’(7。)这一讲就把生命树摆出来了,那些在死亡的善恶知识树里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,就一个一个鸦雀无声的溜走了,没有一个留在那里。(9。)这时,主耶稣就把生命树摆在那妇人面前,对她说,‘我也不定你的罪;去吧,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’(11。)

当时,这‘生命树’的信息在南京救了许多人,也释放了许多人;这些人都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。他们因着四年前上海召会的风波,多年瘪气下沉,什么都不能作,这样的信息,叫他们的灵得着了释放,心也得着开启。

在这同时,李小姐就发信给远在浙江的许大卫、张愚之二位弟兄,要他们无论如何快快来南京见我。因为当初上海召会波动时,张愚之弟兄受了牵连,许大卫弟兄也受了影响;他们都是同工,且是受牵连的主要分子。他们受牵连之后,都瘪了气,什么都不能作,像李小姐在无锡一带一样;几年内,大家都没有办法尽什么功用。李小姐把信函发出去后,他们都来了。我和他们相当熟识,因为一九三六年在天津的工作上,张愚之弟兄和我被安排一同配搭事奉。

张愚之弟兄是浙江南方人,可说是个爽快的人,他见到我就直问:‘你真觉得倪弟兄没有错么?’他是逼着要我回答。这就给我们看见,我在那里讲生命树,但魔鬼却利用我最亲爱的同工,用知识树的对错来试探我。我想经历过的弟兄姊妹,差不多都不能通过那个引诱,然而我里头的确有生命树。我就问愚之弟兄:‘你们都觉得倪弟兄错了,请问你这样觉得以先,你是活的,还是死的?等到你觉得倪弟兄错了,定他的罪后,你又是活的,还是死的?’在这里我也从主学到一个功课,要回覆魔鬼借着人发出的问题时,不要先答他的问题,乃要在问题上问一个问题,叫他先作答。

这位张弟兄在没有定罪倪弟兄之先,并不是那样的死,所以在我问完他之后,他几乎哭着对我说,‘李弟兄,我必须说实话,我不觉得倪弟兄错的时候,我实在是活的,就是从我觉得倪弟兄错了,并且定罪他开始,我死到今天,我一点也没有办法活过来。’我就再问他,他觉得死的原因是什么,他无法确定的回答我。我就对他说,‘愚之弟兄,你问我关乎倪弟兄的事我怎么看,现在我答覆你。首先我们要看见,你和我以及我们众人,没有一个人能否认,我们所以能到今天这个属灵的境地,属灵的程度,都是从倪弟兄得着了帮助。就如作儿女的所以能生出来,活在这个世界上,都是从父亲生的。作父亲的是对或错,那是另外一个问题;有一件事是确定的,就是我们这些作儿女的,能生存在这世上,都是由于父亲生的。’

我说,‘在圣经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,就是所有的儿女,对父亲一有了消极的话,就要受亏损。我们都知道在挪亚身上所发生的事,有一天他喝醉酒了,就赤身露体的躺在帐棚里,这实在是他的软弱。’(参创九21。)在这点上我也特别对弟兄们说,‘你们不要听错了,不要以为我是说倪弟兄有他的软弱。我先声明我不是这个意思,你们也不要这样领会。我乃是对你们讲到挪亚的历史,我们看见挪亚那时实在是软弱了,他的儿子含出去把他父亲的软弱,不是大大批评,或大大反对,只不过是告诉了他的兄弟们,这样,含就受到了咒诅。他的兄弟闪和雅弗,却快快拿件衣服,倒退着进去,不看他父亲的赤身,而将他父亲遮盖起来。他们二人就因此蒙了祝福。(22~27。)这不是件小事情,今天在地上,闪和雅弗的后代都比含的后代蒙祝福。论到倪弟兄的是非,这件事是严重的,倪弟兄是错或不错,我不知道,但有一件事连你们也不能否认,就是我们都在属灵的事上是他的负债人,因为我们是从他得着属灵供应的。’

这些话给了张弟兄莫大的帮助,当这些话说到他里面后,他哭了,并且悔改,承认自己在上海召会,受到那个波动的影响。之后,他也把自己悔改认错的经过,交通给许大卫弟兄;这位许弟兄也悔改了。那是主第一场用生命树的信息,打了胜仗。

上海召会得医治

我在南京没有住多久,约莫八至十天的光景,就觉得应当去上海。这次我并没有要求弟兄们同行,但他们几位,李小姐和张耆年姊妹,以及许大卫弟兄、张愚之弟兄等,都说要和我同去上海。我里头就稍微明白,众人乃是要去上海有对付。到了上海,又开始有特会,我没有别的负担,我的负担还是生命树,就接着南京特会的信息继续讲。感谢主,借着生命树的信息,也使上海召会得着了医治。

当全部生命树的信息,在上海差不多释放完毕,约莫一周的光景后,上海召会头一班三位长老中的一位,杜忠臣弟兄,特特来见我。我们从年轻时就很熟识,是我介绍他到上海召会聚会的。当时他是非常难过,也非常灰心,因为他也受了那个风波的影响。谈话开始,他就问了许多问题,我也是答覆他同样的话。我说,‘杜弟兄,你发觉你什么时候是活的,在你受波动以先,还是在你受波动以后?’我仍然是用生命树来交通,结果他还没有答覆我,眼泪就已流下来了,那时他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。他说,‘我从前是活的,自从我受波动后,我就死了,并且死到今天。’就是这么简单,这位作长老的弟兄因着生命树,得着了挽回。

我们中间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是如此,他们里头有主的爱,也是非常爱主;虽然受了波动的影响,然而这条路是不能放弃的,所以他们都还是来寻求。我在那里只住了短短的时间,这些重要的、关键的弟兄姊妹,都一个个悔改了。乃是这个生命树的信息,立定了一个基础,使上海召会得着复兴。

到这个地步,弟兄们就建议我,无论如何必须到上海召会服事。李小姐也说,‘你虽然是三北(指华北、东北、西北)工作的领头人,但现在北方的局势并不平静,没有办法作什么,你就到上海来吧。’于是众人异口同声要我去上海。然而,我的家眷都在烟台,并且那时烟台已经在共产党手里,所以我就将我的难处告诉众人,我必须先回青岛等待机会,我的眷属能够出来,尔后我才能安心带着眷属到南方来服事。我这样答应他们后,就回青岛去了,过没有多久,家人就从烟台出来,在青岛会齐后,全家就到了上海。那是一九四六年十月。

我们在上海住下之后,弟兄们要我也服事南京,所以我每个月三周在上海,一周在南京,月月都是如此。所幸那时交通很方便,只有六个多钟头火车的车程。感谢主,作了仅仅不到一年,复兴就来了。一九四六年夏天我们刚到上海召会时,他们才正恢复聚会,擘饼的人数不过一百位左右。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天,人数增加到一千多位,分成十六个家擘饼。这些人中有几百位新得救的,但大多是老蒙恩,受了风波的影响,冷淡、灰心下去,而后逐渐恢复的。这个情形令人大受激励。

召会传福音

一九四七年春天,我在上海召会带领‘召会传福音’。这个实行最早是在烟台召会开始的。一九四○年,我回到烟台,实行我从倪弟兄所看见的,实际建造召会的蓝图。那年农历新年时,烟台召会开始有召会传福音。那真正是召会传福音,因为全召会都动起来,都活动了。在新年还没有来到以先,大家就开始祷告,家家都和亲友约好,过新年时到家里来,住上三天、两天,来听福音。

我们都知道,中国人到了过新年那天,总是要大吃大喝。北方人通常过了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小年,就不作别的事,专办买吃的东西,并且是大买特买,预备的花样相当的多。

然而,烟台的弟兄姊妹在一九四○年底,全都蒙了拯救,小年不过,大年也不准备,什么都不买,就吃平常饭。到了除夕那天晚上,众人都禁食祷告;非但不过年,不吃年节的食物,还禁食祷告。他们是这样的全召会全体传福音,连孩子们也都个个出动,甚至也祷告;实在看见那个果效。

正月初一早上,头一场聚会就打了胜仗,来的亲友相当多。我们一连传了四天福音,一天两次,上午一堂,下午一堂,一共八堂,得救的人是成群的。已过从一九二二到四○年的记录,一天受浸没有超过三十几位的;但是从一九四○年新春开始,我们打破了记录,一天有一百多位受浸,并且还不只一次。这是头一个月的收成,往后还有四、五个月,也有几百位受浸。

所以,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以后,四七年新春,我就向长老们介绍召会传福音,完全照着我们在烟台所作的去实行,结果也相当有果效。传过福音后,立刻有一百多人受浸,接着又浸了七、八十位;所以在上海的实行,也实在有祝福。到了夏天,不仅新得救的人加多,那些冷淡、灰心、退后的,也都听见召会活了的消息,里头就开始有些恢复,也都来聚会了。我们都知道,人是越冷越死,越热越活的。当这个活的消息传出去后,大家都活了,都从冬眠里出来,复活了。所以仅仅半年多的时间,上海召会就需要分家,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,分成十六家之多。这样的消息不仅传到了南方,也传到了北方,到处都很响应召会传福音。

南方各地召会的复兴(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)

在烟台大复兴前后,从一九四二年起,一直到我离开北方,烟台的召会就变作华北、西北和东北的一个中心,连西北的弟兄姊妹,也从很远的地方来到烟台,要得着属灵的帮助,东北也是如此。然而我实在没有多少负担,再去顾到那里的情形;我主要的负担,是要顾到南方各省,如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。

上海召会复兴的消息传出去之后,很快的各地的邀请函都来了,福州、厦门、汕头、广州,连香港的邀请函也都要我去访问他们。我就答应他们,在一九四七年底时,到这几个地方去。另外,华北、华中的弟兄们,虽然没有请我去,但他们要求到上海来交通,看一看主复兴的光景。所以我们也定规,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间,邀请全国有心的圣徒来上海和我们一同交通。

一九四七年底,我与汪佩真姊妹、李拉结姊妹三个人从上海飞到香港,在那里有一点交通。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,我们从香港去了广州,魏光禧弟兄也和我们同去。从广州我们又去了汕头,从汕头我们再到厦门鼓浪屿,然后就到了福州。那一次最得复兴的地方,可说是福州了。

福州的问题

现在我必须回头说一点关于福州的事。中国第一个主恢复中的召会,就是开始于福州,可惜不到两年,福州召会就出了事。在第二、三篇,我们已经说过,由于倪弟兄反对王载弟兄接受差会的按立,就被福州的同工们革除了。倪弟兄不愿意和他们争论,就迁居到马尾附近的罗星塔,在那里出版了‘基督徒报’,以后去了南京,慢慢又迁到上海。所以到了一九二七年,倪弟兄的工作就从福建转到上海。

从一九二四年,倪弟兄被福州的同工革除后,也就是从福州出事开始,一直到一九四八年,我们再来到福州,整整二十四年。在这二十四年之内,福州的聚会落到一种不堪的地步,很难领会,也很难描述。倪弟兄在他那一面,可说是尽了最大的容忍。虽然倪弟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去福州,但倪弟兄的书报还是一直出去,福州的弟兄姊妹还是愿意从他的书报得益处。然而,就这样,召会里面发生了一些问题。

当倪弟兄照着圣经传讲真理,讲到蒙头的事时,上海召会的姊妹们都接受这个真理,并且开始蒙头。然而,福州召会那里听见后,就特别反对蒙头,甚至是故意的。有一次,倪弟兄的母亲倪老姊妹,从上海回到福州;福州是她的家乡。她回到福州后,仍旧去聚会,且不管福州的聚会是反对蒙头、定罪蒙头,她只管自己好好蒙着头聚会。

我们很难想像,福州召会的情形。在聚会中,当大家都跪下祷告时,倪老姊妹也蒙着头跪下祷告。有位负责的王弟兄,就在聚会中,当着众人走到倪老姊妹面前,把蒙头帽从老姊妹头上摘下来,并且说了一句很强的话:‘一切的责任,我在主面前负。’这就给我们看见,他们强项到怎样的地步,福州召会反对倪弟兄到什么样的地步。

本来福州聚会是在福州城外的南台,但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,王载弟兄的弟弟王峙又在城里的津门路,租房子开始聚会。这个聚会和城外南台的聚会不是一个,但有时还会有点来往交通。然而,尽管他们有交通,却又各自独立。当时的福州就是这么一个局面,越弄越复杂。

早在一九三四年,倪弟兄讲过‘基督是神的中心和普及’之后,就想解决福州的问题。从一九二四年到三四年,经过十年了,倪弟兄里头实在放不下。有一天他对我说,‘常受弟兄,我觉得你们三位弟兄应当去福州交通一下。’这三位弟兄,一位是我,一位是栾腓力弟兄,还有一位是江北的吴微弟兄。照原订计划,我是去讲真理的;栾腓力弟兄善于交涉,是去交通谈判的;吴微弟兄较老练,他去就是运用他稳重老练的经验。我开头不答应,因为那实在是一件太难的事了。

对福州的情形,我是了解得太清楚。不要说我不是个内行的专家,即使我是,我也不能去,因为福州那样一个病怎能治得好呢?然而倪弟兄说,‘你总得要去。’我只好答应说,‘好吧,去吧。’有一天,我和腓力弟兄去接李小姐,那时我们都把李小姐看成老练的‘总参谋’;见到李小姐后,我们就告诉她,倪弟兄是怎么说的。李小姐就严肃起来,对我们说,‘你们去福州,恐怕弟兄们只会把你们看成小孩,因为你们是后起之辈,他们是老前辈,中间可能差了十年了。’我们把这事交通给倪弟兄,倪弟兄也就不勉强我们去。不过,消息慢慢的都传出去了,都说我是最跟随倪弟兄的。所以,我在福州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。

然而主会作事。一九四七年夏天,上海召会的复兴可说达到了高峰。有一位在福州城内聚会的负责弟兄,他在美术学院教美术,就在那个夏天,受教育部征召到南京去受训。在行程中,他到了上海,在那里留几天,要看看上海的聚会。巧的是就在那个周末,上海召会有特会,这个特会抓住了他。特会过后,他觉得这实在是太好,就来见我,对我说,‘李弟兄,无论怎样,你非去福州不可。’说来也是奇妙,上海的特会结束后,我去了南京,在那里也有一个特会,这位弟兄又在那里,他是完全被烧透,被征服了。他回去后,立即约集城里的负责弟兄,来了一封信函请我去。

所以,我去过香港、广州、汕头、厦门后,就在一九四八年去了福州。在福州附近,有三、四十位全时间的同工,散在好几处召会里作工。我到福州的消息传开后,他们统统都来了,并且还带着其他的弟兄姊妹同来;所以,就有了一次集中的特会。我在那里留了三周,先是讲造就的道,而后传福音,就像在北方所作的召会传福音一样,立刻就有很多人受浸。

那三周里,在福州城外南台聚会的弟兄,也曾请我去吃饭,交通一点话语。我是不能讲善恶树的,当然,在那里生命树也不能讲,只能摸摸皮面,讲讲‘毛发’的道,并没有什么作用。

倪弟兄职事的恢复(一九四八年)

一九四六年,倪弟兄从重庆回到上海,但还没有恢复尽职。同年秋天,我和家人也迁到上海。那两年我们常常见面交通;我曾当面坚决的请他恢复尽职,因为上海召会恢复了,那个需要是大的,但是他没有答应。所以,我准备在福州的特会结束后,一九四八年二、三月间,和两位姊妹到倪弟兄南台海关巷的家里住两周,一同有交通。他很欢喜,我们就这样约定了。他也从上海回到福州,住了一段时间。

一九四八年二月,福州特会结束后,末了那天,大家都在收拾行李,准备要回各处召会去。然而到了傍晚时分,忽然大家都不走了。我就下楼去探问,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起先,弟兄姊妹还不太肯对我说,我尽力调查的结果,才知道他们听说汪佩真、李拉结姊妹和我,第二天要搬到倪弟兄那里去住两周,和他有交通,他们就统统不肯走,都要留下来了。

于是,我和汪姊妹交通,看看这件事该如何行?因为在这之前,我们曾和倪弟兄交通过,是否要顾到其他的人?倪弟兄说不,只准我们三个人去,其余的人一概不准。那些本来要走又不走的人,听见这消息,就派出代表来见我说,请我务必替他们求情,使他们也能有分于倪弟兄的交通。我实在愿意为他们求情,所以就答应了他们。等我们三人在倪弟兄家住下之后,我就对倪弟兄说,‘弟兄姊妹的需要实在太大,心情也重,也真是如饥似渴,请你放宽一点,让他们来吧。’

凡认识倪弟兄的人都知道,他的心是软的。经过我这么一说,他就同意让他们一同来。当时他海关巷的住宅,有个很大的客厅,一边有半面墙壁。倪弟兄就对我说,‘常受弟兄,准他们来吧,但他们要坐在那半面墙壁外,只有你们三位可以坐在里面,并且你要担保,他们只能听话,听了之后,不能出去对任何人讲。’我说,没有问题,只要开一扇门,叫他们能坐在这里听,他们就都快乐了。

于是,那二十多位弟兄姊妹,也都一同来交通了。我们的谈话是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,每日上午下午各一次。开头几天,只有我们四人坐在里面,他们几十位都远远的坐在另一面。有时我会往那边看看,心中不安,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那个局面不太自由,所以也不能谈得太多。到了第三天,我里头有一点感觉,当初他们还是不来的好,因为本来是我们三个人要找倪弟兄,有个自由交通的机会。经过战事的缘故,有将近十年,我们都没有见面了,这次见面总得有个机会谈个透彻,所以我们约定有两周时间,天天坐在一起谈;但这二十几个人一来,情形就真是不如当初所意料的。

认识倪弟兄的人都知道,你不问他问题,他是不会回答的;你闭口,他也不言。你若不发问,他就坐在那里。然而,我们若真要问,十之八九都是关乎同工的问题,这在众人面前,实在不便当,情形真是尴尬极了。到了第三天上午,我终于压出一个问题,我问他说,‘倪弟兄,我这次出门,到广州、福建等地走过,觉得各处召会实在太乱,你看,这到底该怎么办?’

我这么一问,把他里面那个水源打着了,他这一开口讲,就是一个多小时。讲什么呢?讲耶路撒冷的路线。他说,一九三七年我们在上海、汉口,释放‘工作的再思’的信息,是看见安提阿的路线,那个一点都没有错,实在是对的;但那时我们的光还不够,我们没有看见耶路撒冷的路线。所以,今天同工们都只走安提阿的路线,各人跑各人的,没有看见耶路撒冷集中的路线,因此越跑越乱。他滔滔不绝的释放关于耶路撒冷的信息,有亮光,也有权能。我们不能不承认,那实在是圣灵的水流。

等到倪弟兄讲完,那边二十几位同工中,一位年纪稍长的翁玉冰姊妹,忽然从远处站起来说,‘既是这样,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实行呢?’倪弟兄没有怪她违反约定,私自发言,他说,‘你们若要各处的召会上轨道,工作上轨道,你们应当一个一个的,为着走耶路撒冷的路线,把自己交出来。’大家都同意,并且欢天喜地的都响应了。倪弟兄说,‘好,你们说要交出来,回去都要郑郑重重的写一个条子交出来,请李弟兄替你们收下。’下午休息时,我一面很快乐,一面里头有些不安,心想,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?这么一交,事情不是闹大了么?我里头就担心着,恐怕一时也回不了上海。这样,四月在上海全国性的交通怎么办?

到了晚上,在福州城里聚会的负责人,派了二位代表来说,‘我们白天都去教书作事,回家后,就听说你们这里众人都要交出来;我们大家交通后,就差派我们二人来,代表福州城里的聚会,把聚会和我们自己都交出来。’这真是不得了,连聚会都交出来了。我就去请教倪弟兄,告诉他这件事,问他怎么办?他回答说,‘接阿!’我就赶紧问:‘怎么接法?’他说,‘今天晚上在城里召开大会,让负责弟兄们在聚会里交出来。’然后,他要我在聚会中说话。我就郑重并坚决的对他说,‘倪弟兄,你知道这些年来,你说什么我都听;但是对不起,今天晚上这句话我不听,我也不能听。我赞同你说要有大会,要有话语,但是你必须去讲;你不去讲,我不到会。以后我会像从前一样,你说什么,我听什么,但这一次我不听。’他看着我说,‘好吧,去吧,我讲。’阿利路亚,这是已经停了六年的职事恢复了。大家都欢乐,汪佩真、李拉结和我,最是欢喜,因为这正是我们到他家住两周的目的。

那是三月三日晚上,倪弟兄一站上讲台,就说‘约柜的历史’。二十四年前,他在福州那里,反对那位同工弟兄接受按立时,就是讲‘约柜的历史’,二十四年后,他仍是接着讲那篇道。二十四年前,是上半段,二十四年后是下半段,众人都听得满有味道,真是太好了。

福州问题的解决

这时,在福州城外南台聚会的弟兄们听见了,就说,本来城里的聚会是和他们有交通,有往来的。今天城里的弟兄们,这样交出来,也不和他们商量,就单独行动,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我计划的,就把所有罪名都加在我身上;同时,他们也认为倪弟兄是有备而来的,若不然,怎能一上台,就释放二十四年前所讲的那篇未了的信息?他们认定这是倪柝声、李常受这两位弟兄,早先计划好的,要到福州来作这一套。很快的,就弄得福州满城风雨。

第二天,倪弟兄就说,‘常受弟兄,你和汪姊妹要去见城外负责弟兄。’我们去了,但负责弟兄看到我们,开口就是指责,说我们是如何如何的不是。我对他说,‘弟兄,我们今天来和你交通,不是说谁对,谁不对,我们就是愿意知道,弟兄们在这里是个什么存心,是个什么地位。大家都是爱主的,历代以来,众圣徒对于真理,对于道理常有不同的看法,就是亲兄弟、父子,有时也走不在一起。今天我们跟随主所作的,我们不必吵,也不必闹。大家若不能同心合意,不必勉强,仍旧可以平静安稳的,各人照自己清洁的良心走主的路。’就这样,福州的事可以说是不很完满的解决了。

不久,王峙弟兄从南洋回国,为着福州城里交出来这件事,责怪城里的负责弟兄们;因为城里的聚会是他开始的。这些负责弟兄们说,‘我们现在看见亮光,召会在一个地方上要有独一的立场,我们不能只作王家的召会。’王弟兄一听,只好说,‘好吧,我把钥匙交给你们,盼望你们今后不再作王家的召会,也不要作倪家的召会。’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

倪弟兄在上海召会恢复尽职

到这时,我们盼望倪弟兄恢复尽职的使命,完成了三分之一,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完成,因为上海的事还没有过去。福州的事小,上海才是问题的所在,那才是造成倪弟兄职事停止六年的大本营。所以,我就对倪弟兄说,‘倪弟兄,四月间在上海有一个全国性的交通聚会,华北、华中的弟兄们都要来,我实在必须坚决的请你和我们一同去上海,你去担负交通聚会的责任。’他看我很坚决,也到了这个境地,最终就答应了。我们一同到了上海。因着他参加全国性的交通聚会,这叫我们非常喜乐。因为上海召会已经复兴了,所以那次到会人数实在相当的多。

我们知道,倪弟兄在工作上是最年长的弟兄,另一面,李小姐是最年长的姊妹,向来各处召会的同工和长老,对他们二位实在是最尊敬的。然而,因着上海召会的风波,李小姐受影响误解了倪弟兄。虽然倪弟兄已经出席了好几次聚会,李小姐也都到会了,可是二人总没有恢复见面;这对我们实在仍是一个问题。

有一天上午,我对这事有些较重的负担,汪佩真姊妹里头的负担更重,就在上午聚会结束时,对我说,‘李弟兄,我实在不能再忍,倪弟兄在这里,我们现在就过去,请李小姐来,和倪弟兄见面。’我说,‘好,我也赞成。’我们二人,就一人从前门进,一人从后门进,到了李小姐住的地方,我进门时,李小姐就在客厅里,那时她心情很重,因为局面是如此,一面她在那里参加聚会,一面倪弟兄也在那里重新讲道,她和倪弟兄的问题,却不知到底该怎么办?汪小姐一见李小姐,就哭了起来,对她说,‘你必须见见倪弟兄。’我接着说,‘是的,李小姐,今天实在是时机成熟了,请你去见见倪弟兄。’李小姐看了看汪小姐,说,‘好,我去,’就跟着我们来到倪弟兄那里。他们二人一见面,就握着手,所有的问题就都过去了。

在倪弟兄恢复尽职的那些交通聚会里,每一次差不多都是倪弟兄说话。然后,他要我也说一点。有一次,他说到他为什么去作生意。他说,‘我去作生意,如同寡妇被迫再嫁。’他给了我们一个统计,从那年到那年同工有多少,后来因着营养不足,肺病死去的又是多少,他们的家属所受的贫穷、灾苦又是多少。他告诉众人,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形时,只好去作生意。说到这里,他哭了,李小姐也哭了,我们大家都哭了,全场哭在一起。

在他说过话之后,李小姐也起来说了一段话,意思是,她对上海那个事件懊悔极了。这样的交通,使大家更了解一些实情。众人认错的很多,认罪的很多,悔改的也很多,整个上海召会就完全恢复了,我们这些人里头也得着更新。

之后,倪弟兄说若是可能,所有从各地来参加交通的人,统统到福州鼓岭山上去受训。所以,有八十多位弟兄姊妹,就从上海动身到福州,上鼓岭去受训。我和李渊如姊妹、汪佩真姊妹、以及上海召会的负责弟兄,留在上海,顾到召会,并且负责采买调度,供给训练一切所需用的。在鼓岭的训练有半年之久,现在我们所读的许多书,如‘教会的事务’、‘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’,都是那次鼓岭山上训练的内容。

问答

关于圣灵浇灌的事

问:倪弟兄在一九三五年曾经历圣灵的浇灌,但他的诗歌都是说到基督成为灵,住在我们里面,请问他对圣灵浇灌的看法如何?

答:圣灵浇灌这件事,乃是指主的灵降在我们身上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里面的,还有外面的。里面的是生命的,为叫我们得生命;外面的浇灌,是为着释放我们,加强我们里面的生命,使我们高昂,有能力。一九三五年,倪弟兄受到他婚姻所引起之风波的折磨,里面难免有点低沉。为这缘故,他预备再到欧洲几处属灵的地方,去访问交通,盼望得着帮助。

然而,当他到烟台我家休息时,有一天晚上,在单大夫家,他自己到网球场上祷告,就经历了圣灵的浇灌,这浇灌叫他得着释放,里面得着振作,高昂了起来。之后,他和我们有一次特会。在特会中,他并没有着重的讲圣灵的浇灌,乃是着重的讲到基督得胜的生命。这样,我们就得着了两面的帮助,一面得着基督得胜的生命,一面得着圣灵的浇灌。所以有时我们受压,或有重担,甚至无法振作,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一同交通祷告,有一点时间亲近主,与主有交通;如此,我们所得着的,不仅是内住的圣灵,更是浇灌的圣灵。这也是一件需要的事。

关于在主面前负责的事

问:福州的负责弟兄,在聚会中把倪弟兄母亲的蒙头帽拿掉,并且说一切的事他在主面前负责,这怎么说?

答:主比我们大太多了,祂不像我们这么小。祂作了许多事,都在祂那个大的范围里,人不太容易看见。然而,主有没有作事在这位弟兄身上,我也不敢去审判。只有一件事是我清楚知道,也是清楚看见的,就是这位弟兄从福州那个事件发生后,第一,他的职事不见得有祝福;第二,他无路可走;第三,他后来到了台湾,也没有什么路可走,仅仅租了一间小房子,有人找他,他就和人一同查经。在台湾,他甚至不太用自己原来的名字,而改用别名。那个事实和光景,不是一个俊美、蒙福的光景。

今天这位弟兄已经盖棺论定,无论你们从那一方面来看,这位弟兄的结果并不是光荣的。我们知道,若是走召会的路,应当是相当欢乐,相当光明的,起码到临终时,还有路可走;起码到临终时,还在召会中,还会有一班弟兄姊妹,为着你感谢主。然而,在这一位弟兄身上,我们没有听见这样的事。所以,我在这里要对青年人说几句话,干涉别人在主面前的事,并不是一件小可的事。

在美国,反对我们的人抓住我信息中的话,说,‘李某人讲,若是你不走他所传的那条路,就要受咒诅…。’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,但我确实曾说,若是你摸过这条路,而后你离开了这条路,并且反对这条路,你就要受亏损。受什么亏损呢?我也指不出来,因为主是太大了。我在这里对你们说历史,我确实知道,这五十年内,在这条路上,在召会里,没有见过一个人摸过召会,在召会里活过,而后又反对召会,却能在属灵方面得着祝福的。没有一个例外,个个都在属灵方面受了亏损。

他们不仅没有在主的生命里有长进,有一种得胜的荣光显出来,反而在属灵生命上走下坡,并且看不见开展的祝福。有好些人一离开召会,就进入了世界,仅仅在远东,不只香港、台湾,包括南洋各处,都能举出好些这样的例子。所以,这是一件严重的事。

关于里面包罗万有之灵的供应,和外面圣灵浇灌的能力

问:圣灵有里面生命的一面,也有外面浇灌的一面,当我们下沉、受压时,需要外面的浇灌,但是照我们这几年所领受的,包罗万有的灵,那灵,乃是在我们里面,与我们的灵调和为一,作我们生命的供应。既是如此,当我们下沉、受压时,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,包罗万有的灵在我们里面,岂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应付了么?

答:你可以这样说。在使徒行传和书信里是讲里面的灵、外面的灵,但等到约翰尽补网的职事时,他不讲里面的灵、外面的灵,他乃是讲七灵。七灵乃是包罗万有的,什么丰富都有,也都在其中,我们不要太去分析里面的灵、外面的灵。好比我们吃饭时,每餐都要喝两杯水;但这不是呆板的说,一定要喝两玻璃杯的水。你可以喝两碗汤,甚至可以吃两片大西瓜,这样,肚子里也有两杯水了。原则是你每一餐的食物里,总得包括两杯水的水分。你不需要太去分析是什么水分。同样的,里面的灵、外面的灵也是如此,你不一定要呆板的说,我这六周都是里面的灵供应我,现在我下沉不振作了,我需要外面的灵来浇灌我。这样分析的结果,里面的没有了,外面的也没有了。不要这样分析,只要简单的接受这包罗万有的灵,就像喝罗宋汤一样,里面什么都有,牛腱、牛尾巴、大白菜、洋葱、胡萝卜等,统统都有,连二杯水也在里头,吃进去后,所有的营养都有了。

就是为这缘故,我们这三十几年来,不大讲圣灵浇灌的事,因为浇灌的灵太肤浅了。这浇灌的灵只在使徒行传开头出现过;既不在书信里,也不在启示录里。所以,不要留在行传里,要往前到启示录的七灵那里。

关于事奉与建造

问:是否实行召会实际的事奉,就能带进复兴?

答:实际的事奉内容有讲究。有的事奉没有真实的建造,反倒满了扎针的摩擦;你扎我,我扎你,叫人感到不舒服。结果事奉到末了,都是怨声载道,这样是带不进复兴的。

实际配搭的事奉里,应该满了建造。烟台召会那二、三年的复兴,实在说,我们没讲多少建造的道、配搭的道,但那个光景真是甜美。有甜美的配搭事奉,灵才能流通。所以那些年在烟台,灵实在是流通的。若是每一处召会,有这种实际的建造、事奉,复兴一定来到。

今天世人作事全靠发命令;但在召会中,什么事一变作规条,要人发命令才作,就不美,也不灵了。我们所作的,必须是出自生命。我们可能不是长老,也不是执事,但我们在召会中多少都是有事奉的;我们在召会的事奉中,头一件要学的,就是心要清洁。若是我们中间,有人有所贪求,有什么企图,这一个人就能将整个局面残害了。所以,心必须清洁。那时在烟台,弟兄姊妹里头都是清洁的,个个清洁,没有别的贪求。

第二,我们的心既是清洁的,我们里头是要主,与主有直接交通的,我们的祷告就是自然的,是随时随地的,不是形式的;这样,那些生命的东西就会出来。这时,要全召会作什么都可以;要全召会传福音可以,要全召会作整洁可以,要全召会奉献可以,作什么都可以。这才叫作真正生命中的建造。我不是为主在烟台的工作夸口,但我们可以看见,从一九四三年之后,凡从烟台出来的弟兄,无论是到青岛,还是到上海的,差不多个个后来不是作了长老,就是作了执事。只要是在烟台召会生活经过的,到别处召会,慢慢都作了执事,有好些也作了长老;因为弟兄们在那里,的确有过生命的建造。